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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理性

作者: 童大焕 | 发布时间: 2013/4/24 8:57:18 | 120次浏览

救灾理性

童大焕

  一、各司其职各就各位

  420日早晨802分,四川雅安地区发生7级地震,房屋倒塌比较严重,人员伤亡也较多。但相比于2008512汶川地震,本次灾害要小得多,救灾过程中的社会理性也要强得多。这样的社会理性也许可以成为今后我们面对自然灾害的基本行为指针。

  首先是网友们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呼吁非专业团队不要盲目进入灾区,把道路和通信通道都让出来。虽然事后还是有不少道路被拥堵、救援车辆无法进入的报道,但这样的事前预见已足见理性在社会中的生长。国务院也很快做出决策,要求社会各界未经批准不要进入灾区。

  李克强总理第一时间乘坐专机抵达灾区以后,又很快离开灾区。这事实上是为了避免媒体和救灾人员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总理和总理到达的地方身上,以实现更为平衡的救灾报道和更为平衡的救灾。救灾过程中,政府官员运筹于帷幄之中,效果也许比亲临现场要好得多。汶川地震时,大家的注意力几乎就全都集中在汶川,损毁严重的北川县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本次地震,大家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宝兴县及芦山县,天全县11.7万人等待安置,当地官员称已被遗忘。

  其次是对于救灾捐款的理性反思。由于郭美美事件,本次救灾捐款,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额大减,甚至有可能暂时让位于李连杰的壹基金。这个事件说明,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信誉可以毁于一旦,但重建却要费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此次地震,人们也更多地把救灾的责任放到了政府身上,而不再一再呼吁甚至舆论胁迫企业和个人捐款。因为应对突发事件,只有政府能够掌握最多信息,同时迅速调动最多的各种社会资源。人们平时纳了各种税,就是为了政府在关键时刻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企业、政府、个人各司其职,各就其位,比一古脑儿集中力量干同一件事要好得多。集中力量办一件事往往不是好事,好比大家都集中到灾区,灾区就被堵死了。

  本次地震,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多难兴邦”之类的话。其实多难是不可能兴邦的。我们更多地应该检讨一切公共建筑的安全与质量问题,反思为什么公共建筑比私人建筑造价更高却更多豆腐渣,反思一下什么是政府责任,什么是市场权利,什么是社会空间。

  还有一个是地震预报问题,虽然地震预报和防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如果适当允许民间预报和防范,也许还是有可能通过局部防范的方式将地震的损失减到最小。

  比如四川地震局前预报组组长李有才,早年他坚决反对建紫坪铺水库,认为在地震带上。汶川震前他劝说紫坪铺水库将库存从十二亿泄到三亿立方,保了成都。他们的预报发不出来。国家如果不再垄断地震发布权,适当准许并规范科研机构和民间预报,可能可以较好地实现局部防范。即使预报不能百发百中,放一水的损失比城市水漫金山的损失也要小得多。

  二、震后重建与新型城镇化

  雅安地震,灾后重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本次地震,位于震中地区的宝兴县、芦山县、天全县等在此次地震中大量倒塌的房屋为砖混结构的老式房屋,建设年代久远,抗震能力较差,其倒塌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有人认为,新一届政府提倡的“新型城镇化”有望成为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重建工作将很可能践行“新型城镇化”思想。

  灾后重建往往有特事特办的特征,它如何体现特别性,如何与新型城镇化理念结合,如何体现新型城镇化的“新”,新型城镇化本身“新”在何处?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一个课题。

  第一个新和特,我认为应该充分吸取汶川震后重建的经验教训。当时一些震后地区其实已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区,但是重建过度强调就地重建问题,结果重建后2010年遭遇大雨和泥石流,刚刚建好的家园又再次损毁不少,甚至生命也再次流失。

  第二个新和特应该体现在制度创新的新和特别上面。灾后重建,房屋等级和质量肯定需要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本次地震震级不算太大,但很多房屋倒塌,就是因为很多房屋结构和材料都老旧。为什么日本七级地震跟玩儿一样啥事没有?就是因为他们的房屋技术水平和质量过硬。当然这也跟发展水平有关。房屋质量是有效应对地震的第一防线。因此,大幅度提升房屋建筑等级和质量,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钱从哪里来?单靠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捐款可能远远不够;同时,如果资源过多过度由政府官员调配,可能会陷入“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和质量”的陷阱,也几乎也是完全难以避免的陷阱。因此,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通过市场竞争的手,由市场来提供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房屋。这方面的制度创新,就应该打破农房不能抵押不能贷款的旧框框,鼓励开发商参与建设,鼓励农民通过按揭等形式买房或者贷款等形式建房。

  与此相适应,就是一些地区人口迁出,原有土地、宅基地和山林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或可以在银行抵押,在此过程中,灾区农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为其进入新城建房、买房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样的重建经验和制度创新,可以为今后全国的土地和农房改革积累经验,并进而推广到全国,为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