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饷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孟立联

　　吃“空饷”，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据说和人类文明史一样地悠久，源远流长。

　　还在部落时期，食物稍有剩余，部落首领便以各种名目隐藏食物。也许这就是吃“空饷”最早的发现。

　　这个发现同时表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吃“空饷”的。吃“空饷”者必与权力相伴，必与掌权者有关。因此，吃“空饷”是权力的伴生物。

　　纵观历史，吃“空饷”一直存在着，不论何朝何代，也不管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香港和台湾。

　　由此观之，吃“空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权力的一部分，还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有便宜不占，是傻。有更大的便宜不占，是更傻。谁也不想当傻瓜。在某种程度上，吃“空饷”成为了权力的象征，也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历史上的吃“空饷”，主要发生在军队。明朝开国，朱元璋施行屯田制，军粮、军饷自力更生，号称养兵百万。至王朝末年，军队无法养活自己，只能虚报兵额，冒领粮饷。袁崇焕诛毛文龙，向崇祯皇帝禀报，“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合众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兵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如果说毛文龙吃“空饷”是被逼的，那么清朝军队吃“空饷”则是自觉的，不仅蔚然成风，还吃出了一个名目“荫粮”，让吃“空饷”上升了岂止一个境界。大清军制，分八旗和绿营。绿营是汉兵，同一军阶，其待遇还不足八旗的三分之一。光绪二十年，议裁长江水师，理由之一便是水师“口老亦较绿营为优”。因饷银菲薄，绿营吃“空饷”便有了合理性与急迫性。

　　毫无疑问的是，吃“空饷”均应属于贪污的范围。民国时期，江西省大余县警察局，正式警官和警员只有123人，上报的名额却有255人之多。清初鄞县一个林时对的人，他在《荷片臿 丛谈》中写道“余在长安，班役多窜籍三大营，冒名支粮，每月支三四石，遇操期则值人画卯耳，谁为综核清汰之者？南阳不可问，盖积蠢使然，匪伊朝夕矣。以故甲申寇至，倩街巷穷人守城，人给黄钱三十文。所放铳砲，不置铅弹，惟空响。”

　　因有贪污，“空饷”的后果空响，倒是没有朝代差别，也没有制度差别，古今通吃，全球通用。

　　时代在发展，权力的运用艺术也更炉火纯青，吃“空饷”的方式、方法更是今非昔比。

　　虚报名额的吃“空饷”是最传统的方式，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绝迹的。报载某地环卫部门，虚报环卫工人上百人，每年吃“空饷”达上百万。这种吃“空饷”，吃的是“人”，荒的是“事”，何况事不关己的，所以，吃得理直气壮、气吞山河。

　　集体吃空饷，当然是领导吃大头，下属分一杯羹。吃独食长不了，也不招人待见。领导吃大头，下属分杯羹，皆大欢喜。吃“空饷”吃出一个利益共同体来，也许很多人始料未及的，然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不由得不相信利益的魔力、魅力。

　　请长假，吃“空饷”，既是对权力的滥用，也是对权力膜拜的结果。属于此类的，还有领导默许，不上班，足额照领工资；不工作，不办理手续，照领工资；不到年龄参加工作，如某县长的儿子还是学生，却早成了在册在岗人员；不到年龄退休或达某一级别多少年享受上一级待遇或到退休差了一点给个提拔马上退休。凡此种种，权力的影响无边无界，权力的干预登峰造极。有人称这种吃“空饷”，吃的是制度性“空饷”，钻的是制度上的漏洞。

　　上述的吃“空饷”，其实还是显性的，也就是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公众关注度高。其实，还有一种吃“空饷”吃的是隐性“空饷”。仔细分析，“三公消费”里，不少都与吃隐性的“空饷”有关。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学历教育，公款培训，无不与吃“空饷”有着相同的意义。

　　如果说显性吃“空饷”是拿了，那么隐性吃“空饷”则是消费了。拿了，要吐出来，如果有人追究的话。消费了，合理合法，完全是按制度办的，按规则办的。有意见可以提，但这个“空饷”还得继续吃下去的。

　　所以，隐性吃“空饷”对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影响更大，损害更深，危害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