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学雷锋”落地变成“学义丐徐超”

　　

相晓冬

“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对雷锋的推崇折射了他用道德模范和榜样人物以影响群体意识的治国思想，这符合以个体影响群体的辩证法。

　　突出个体人物，能够充分展示其个性，并将这种个性变成群众的共性，可以起到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毛泽东推崇雷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俯身甘当雷锋的粉丝，将雷锋推成明星，照亮群众的心灵。

　　而如今，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像毛泽东推崇雷锋那样，去聚焦一个个体了。

　　相反，屡见不鲜的是，一大堆劳动模范和榜样人物在那里列队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以争相与国家领导人握手为荣。

　　接见之后，这些人物又重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的连名字都不记得了，至于他们的事迹、精神和作为，则很快消失在云烟里，或者，只是将自己的光荣事迹悬挂在自家的厅堂之上，本应该广泛传播的名声却蜷缩在一个小圈子里，难以起到引导大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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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毛泽东推崇过的人物则不同，他们每一个都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事迹，不但出了书，而且拍成了电影。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死了才能引起重视，死了才能成为榜样，无论是张思德、白求恩、雷锋、还是焦裕禄，都是在为献出生命之后才得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成为榜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成本高，而且标准也高，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掺杂一点私心杂念，要淡泊名利，不求出名，不求回报，否则，就可能被冠以动机不纯别有用心的帽子。

　　可以理解的是，从战争年代转入建设时期，那种革命年代所倡导的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也有其自然的历史惯性，以至于传导到建设时期，才导致那么多榜样人物“活着无人知，死后垂千古”。

　　诸如陈光标在自己的暖茶凉茶上写着“一起做好人”的口号一样，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倡导“做好人”，却忽视了“报好人”，造成的结果是，好人很多，但得好报的不多，好人没好报，谁还去当好人呢，这种好人没好报的不良现象自然对大众丧失了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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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时代诸如学雷锋之类的树立榜样人物，是传统的以德治国的思路，是通过榜样诉诸于教化，从而引领社会风尚。

　　但时代在发展，因此，以德治国的思路和做法也应该得到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集体意识压倒了个体意识，是义压倒了利，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利己主义又反过来冲淡了集体主义，利又压倒了义。

　　新中国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其实就是社会意识和治国思维在义和利之间摇摆的两个历史阶段，以义为重走向极端，就反对个体经济和商品经济，就“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漠视个体利益；而以利为重走向极端，就大搞私有化，就追求利益最大化了，就推崇利己主义而漠视社会大义。

　　要义就变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利就变成见利忘义利欲熏心，我们的主流思维摇摆在义和利、公和私之间，一直没有将它们辩证统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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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思维一直停留在农业和工业时代，而一直没有发现名的作用。

　　名，虽然古来就有，但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范畴和文化范畴，则是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共同孕育的结果。名，就是品牌，产品有品牌，企业有品牌，人也有品牌，所以，才有明星耍大牌。

　　实际上，有牌的不只是明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牌，区别只是名的范围不同，明星大都被大众知晓，而由于地理空间和交往空间的限制，普通人的名只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名，是个体通过社会交往而被群体认识的结果，这个群体的规模以及认识程度体现着名的属性——认识只是品牌知名度，认可则是品牌美誉度，认奉才是品牌忠诚度。

　　工业时代都求利，信息时代则追名，一旦人们追名，则不得不尊奉义，有义才有好名，不义就会有恶名，这样，义就通过名而和利统一在一起——有义才有好名，有好名才有大利益，不义就会有恶名，而恶名会反过来剥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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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利、公与私一旦通过名而辩证统一起来，整个人类社会都会找到以德治国的思路，而道德也从高处落到了地下，从而以“义能取利、德有所得”的形式变成了人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行为。

　　义能取利、德有所得，这不正是好人有好报的具体体现吗？不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而名，也是一种更大的利，对于好人好事，除了报之以利，也可以报之以名，此时，善有善报的报也是新闻报道的报。

　　而要推行这种新道德、新风尚，则必须打击那些淡泊名利的旧思维、旧道德、旧习俗，所谓淡薄名利，不是不要名利，而是在名和义、利和义矛盾的时候，要舍弃名利而取义，那样，反而有更好更远的名，更大更长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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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名开始在整个社会发挥作用，而名则不只是作用于社会生活，还作用于社会生产，这样，义的精神就可以支配起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那个良心油条，正是有义而名利双收的典范；而那个黑心馒头，则正是不义而损名折利的反面教材。

　　义，即是人的精神，名则是精神的价值化，利，则是物质，通过名这个中介，精神就可以变成物质，这恰恰证明精神可以反过来成为物质的本源，这也是我创作《智本论》的主旨。

　　一旦人们从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中昂起头颅，进而发现义才是名利之本，整个社会的追名逐利也将升级为追义，这才是义的真正落地。

　　为了传播这一思想，我选择了曾经为汶川大地震捐款而感动全国的义丐徐超作为演绎这一理论的演员，义丐徐超有义，有名，但还没利，只要取来利，就可以证明义的价值。

　　但５年来，常有人反对我说，一个乞丐不值得提倡，义丐徐超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是只看到丐而看不到义，我哪里是倡导乞丐，而是在用义来消灭丐。

　　雷锋在高处，学雷锋这么多年，学到现在大都徒具形式，将雷锋精神的阵地退缩到了纯粹的公益领域，即使学成了，也不过是个活雷锋，唯独没有学成全新的自己，而义丐徐超在低处，学习他容易得很——取义丐之义，出自己的名、得自己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