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城镇化中的“楼吃人”现象

张敬伟

　　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年关注“三农”问题。近日，新华社连续发文，对一号文件涉及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看到的是城市生活的蓝图，地方政府看到的是新的发展机遇，而一些房地产企业看到的则是新一轮“地产热”、“圈地潮”。

　　新型城镇化是十八大后形成的全民共识，也是未来中国内需市场启动，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增长的新引擎。城镇化是个老命题，搞不好就会带来大问题，如英国城镇化是以“羊吃人”的工业革命来推动完成，亚非拉各国则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无序聚集而畸生贫民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是“新型”的，既要规避老牌工业国家的弊端，又要吸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中国在城镇化上也走了弯路。一是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使城市近郊农民被“市民”，虽然城市治理者获得了GDP政绩和土地财政，但也导致了强制拆迁的悲剧，激化了社会矛盾；二是超过两亿多的农民工蜂拥至城市，但却不能融入城市，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平权待遇，春运期间的人员流动景象就是这一社会问题的典型写照。更重要的是，滞后的户口制度依然存在，作为桎梏城乡二元结构的锁链，至今尚未解扣，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痼疾。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在新型上下功夫，而不是重复别国的老路和本国的弯路。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村解放了生产力，破解了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难题（如废除皇粮国税，如新农合医疗合作等）。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明确了根本（土地确权），释放了信号（惠农为主），规范了投资（资本流通），为启动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稳健有序的原则。

　　尽管如此，有些地方还是摆脱不了惯性思维，一提到城镇化，就以为是拆迁征地，建新楼排房，让农民“被上楼”。腾挪出来的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的流转使用等，农民则失去了主导权。“被上楼”的结果是权力主导下的圈地，如此城镇化不啻“楼吃人”，等于重复原有的权力型建设，政府获取卖地财政之利和数据化政绩，而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土地权益。

　　这样的城镇化不仅无法激活内需市场，反而制造更多的官民冲突。因而，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城郊变城市的挪移和复制，而是一种系统化的改革。这种改革对各地政府提出了更高的决策与执行要求，迫其改变莽撞浮躁的实践路线，促其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粗放式改革升华为理性谨慎务实惠民的改革思路上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说得透彻，村庄治理必须有效保障农民利益。而这，要靠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才能实现。

　　新型城镇化，无论怎么改革，都不能突破这一制度框架。这意味着，评价新型城镇化的标准，不是农村建了多少工厂，盖了多少新楼，有了多少新车，规划了多少新路，而是农村土地得到了更好规划，产权关系更加明确，农村收入倍增提高，环境更加优美有序。更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弥补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板，使城乡一体化得以真正实现，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和环境上的。

　　摊大饼式的城镇化过于功利， “楼吃人”的城镇化过于残酷，新型城市化的愿景如何实现？

　　顶层设计好了美好蓝图，一号文件规定了基本原则，关键是权力的执行与实践，如何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当下最应警惕的是好政策被坏对策置换，好经遇到了歪嘴和尚，惠民的城镇化就异化为“楼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