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剥夺资源变富是国家灾难

包海松

　　在2013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在全体成员会议上表示，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有一些腐败的官员和高层管理人员，靠掠夺国家资源变的很富有了，以一般人都不可想象的方式变富了，而老百姓却贫穷，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

　　大卫-卡梅伦说：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合法的税收制度下运行的，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在一些国家有一些腐败的官员，还有一些腐败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剥削了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的成果，掠夺了他们的国家资源，这是很长的一些非洲国家曾经历过的痛苦，他们的矿物资源在秘密的做法之后被剥夺了，我们看到那些政府腐败官员变的很富有了，以一般人都不可想象的方式变富了，而老百姓却贫穷，所以很清楚，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些事情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重要。如果贸易不公平，大家受难。如果有一些公司不付债，那对公众的信心起了腐蚀作用。如果有一些公司不遵守规则，政府就会引入更多的监管，这就会使得其他公司日子不好过，赚不了钱，所以我希望本年度的G8以新的观点关注贸易、税收、透明，这些才是我们要努力争取的。（摘自新浪财经）

　　卡梅伦首相的观点十分正确，深刻指出了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危险。当前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密切相关，遗憾的是政府一直来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我曾在“资源占有的差异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文中论述了卡梅伦的这一观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贫富差距有着不同的背景与根源。

　　财富来源于资源与生产。在资源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影响人们财富差异的是个体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不同。事实上因个体自身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往往并不大，这种差距也为社会所接受。

　　当资源条件不同时，人们财富的差异除了与劳动数量及质量的不同相关，还与所占有资源的不同有关。劳动和资源对财富的影响并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各方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在技术水平较低时，决定财富产出水平的是技术与劳动，因此劳动在收入中的占比就比较高；在技术水平较高时，影响财富产出的往往是资源，资源在收入中的占比就相对要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铁矿石原料厂与钢厂在钢铁产业链中的利益分配。刚开始钢厂少、炼钢能力弱时铁矿石价格很低，钢厂利润很高；到现在钢厂炼钢产能大、能力提高时铁矿石价格就变得很高，钢厂利润很低。改革开放之初，产品缺乏，技术成为商品供应环节的瓶颈，拥有技术的人就会获得高收入。当经济发展到今天，产品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资源成为了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对当今民众收入差距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是资源占有的不同。

　　市场在推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会扩大贫富差距，英国的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一点。至1867年，英国占全国人口2%的富人控制了国民收入的40%。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直到20世纪初，英国人才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分配调节手段实现财富共享。

　　因市场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是伴随社会总财富增加的副产物，对于这样的贫富差距，世界上通行的、也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二次分配力度。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财富增加的同时能很好地控制了贫富差距，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二次分配措施。

　　实行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也因市场的原因出现了贫富分化。但目前我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因素造成的，资源占有的差异与体制缺陷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

　　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这些年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巨额财富：矿主、房地产老板、早年通过各种办法占有了大量土地、房产、商铺等各种资源的群体。这些人主要不是通过技术提高以及劳动来获得巨额财富，而主要通过坐等资源价格上涨获利。

　　中国资源产品价格的改变有着深刻的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总人口只占全球十分一多一点的发达国家是全世界财富生产系统中技术与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原材料、资源产品供应者。在这样的系统中技术与货币资本相对属于稀缺资源，而原材料就显得相对过剩。很自然地技术与资本方将拿走大部分利益，自然资源只能贱卖。但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情况慢慢有了改变。中国的总人口将近是发达国家总人口的两倍，一方面富裕起来的中国消费者不断增加对资源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产能在不断增加。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世界自然资源与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再加上紧跟中国步伐的印度、东盟等各国的强化，终于彻底扭转了原材料资源产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今天自然资源相对于技术显得更为稀缺，价格也在不断创出新高。

　　资源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拥有资源者将得利。在中国，一部分前些年以很低价格取得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土地、房产等）的单位或个人就很快变成富有一族，而中国的最大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

　　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后将社会一切财产收归国有，政府代表民众经营这些财富，也对民众的工作与收入负责。在这样的体系下政府这些账面上的资产实际上也是政府的负债，如果经营不好，政府也是很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世界资源产品的价格并不高，中国政府虽然手中拥有不少自然资源，但与背负低效、沉重的国有系统相比仍显入不敷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系统减员增效、国退民进就只能以很低的成本让很多原本在国有系统下的劳动者成为自由职业者，这些劳动者离开了国家资源的分享系统，进入到基本不再享受国家福利的新系统。这在当时看来相对合理的变革放在当今资源价格暴涨的情形下显得很不合理。事实上市场化后的中国分成了两个财富分配系统：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内系统与不掌控国家资源的体制外系统。体制内的人员享受大量福利、享有较高的收入，支配着绝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体制外的普通大众几乎没有直接享受到任何国家财富增长的好处，只能靠劳动得到微薄收入，缺乏基本保障。中国的民众因身份而不是能力与贡献的不同造成财富收入的巨大差异。

　　政府的财富来源于社会，属于全体国民，应该合理分配给民众。但由于缺乏有效合理的分配机制，以及对掌管社会财富的各级官员权力监管约束机制的严重缺位，社会对各级官员滥用权力的制约力极其微弱，腐败的代价很小而收益很高，国有资产很容易透过体制漏洞而流失。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的资源绝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政府通过不断调整税收政策，将资源收益绝大部分收归国家，并通过转移支付待等手段回归每一个国民。在这样的体系下，拥有资源与不拥有资源差别不会很大。

　　如果每个国民均拥有水平相当的资源，则社会个体就将通过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但中国的绝大部分资源由政府及极少数人占有，这让绝大多数缺乏资源的普通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其恶劣的处境。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总财富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及内需不振，由此形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业压力不断上升。

　　很显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核心，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从国家资源的分配上入手。通过平均分配国有资产或者用税收及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国家资源的全民共享，如此将一举解决收入分配及内需、就业等关键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