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陷阱与良机

黎亚彬

　李克强总理近来多次强调城镇化，称之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各方面讯息均显示，城镇化将成为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重点。

　　从国家现代化发展和拓展经济新的增长点的角度来讲，广大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似乎的确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潜力和良机所在。截止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0％，按农村合理人口为2亿计算，中国有高达5亿的农村剩余人口需要进入城市。理想上看，如果中国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然后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让资本可以下乡，广大农民获得巨额征地补偿款后购房进城，又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力。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必然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必能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十足动力，足以让中国经济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和阶段，可谓是一招妙棋。显然，李克强总理的这一思想和思路相当不错，既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然而，机会未必就是良机，也可能是陷阱。一切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搞不好可能是捉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的执政精英们还得从长计议、用心思量才好！

　　一、城镇化的陷阱

　　很明显，城镇化的这种思路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点被忽略或漠视了。就是城镇化后的这高达5亿人口的城市新市民，要依靠什么来生产与生活呢？我们不得而知。5亿人口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35％，中国的经济规模需要扩大多少才能足以养活和吸纳这庞大的5亿人口？又需要消化全世界多少矿产与资源才能支撑起这庞大的经济规模？这多出来的庞大国民生产总值要由谁来消费才能得以最终消化？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速度，能赶得上农村剩余人口被释放的速度吗？如果这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无法解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城镇化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灾难，所谓机会就不是良机，而是个陷阱！

　　暂时而言，中国的资本圈地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资本得到土地，农民得到“巨额”收入，促进了社会消费，政府发展了经济。因此，一旦在法律上确定资本可以购买土地，中国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资本圈地运动。强硬的资本遇到羸弱的农民，那就是狼入羊群。而各地官员明显将站在资本一边，协助资本圈地。对官员们来说，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自身利益的必然。因此，一旦开启资本圈地的口子，中国农村剩余人口将以加速度的方式被释放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既有生产方式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能雇佣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无论如何，一旦出现资本圈地现象，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农村地区剩余人口被释放出来的速度。而多出来的剩余人口，无疑就会是中国的灾难！

　　据华尔街日报数字，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里，虽然中国经济以7.8％的高速度增长，而就业人数的增加只有1％。技术的创新使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使生产所需的工人数量急剧减少。因此，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只能带来资本量的增加，却不能使更多的工人获益。显然，即便中国今后以10％以上，而不是8％以下的速度发展经济，中国也远远解决不了农村大量剩余人口在城市里的就业与生活等问题。显然，这种以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为特征和基础的城镇化不可能是良机，只能是灾难。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已经是严重过剩了。当欧美金融危机持续深入发展，海外市场低迷，而人民币又大幅升值，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货膨胀等，中国经济正步入深度调整期，潜在增速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想依靠经济发展来促进城市就业增加，以解决农村剩余人口在城市中的生产与生活问题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在生产力过剩而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本就十分困难，却要中国城市再吸收5亿的农村剩余人口，这不是在给社会添乱，给城市发展增加负担么？

　　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化，实际上并不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多大的消费提升。有能力在城市买房并能很好生产与生活的，早就已经实现；没有能力的，即便通过征地补偿，其所拥有的财富也不足以在城市里买房、置业。单纯向城市注入新的农村剩余人口，在消费力上，长期而言，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有限的，其所带来的消费增加都不足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中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但因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9倍，因而贡献了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75%左右。显然，农村剩余人口的消费力并不高，仅有的一点征地补偿收入能够买得起住房就不错了。因此，城市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得依靠城市自身市民的收入增加来解决。

　　要想让新增农村剩余人口拥有和原城市人口一样的消费力，无疑得依靠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让这些城市新人拥有足够收入才行。这些城市新人要能够具有消费力，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不仅要购买城市里的房子，还要长期在城市中消费才行。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果这些城市新人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有办法在城市中长期消费。因此，解决这庞大农村剩余人口的收入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问题。解决了就是好事，解决不了就是灾难。可以说，在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也有人说，这庞大农村剩余人口还可以为城市经济提供丰富劳动力，从而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在中国，有价值的农村劳动力基本都已经进入城市。在城市中的2亿农民工基本都是农村的纯劳动力。留守在农村的，一般都是这些农民工的父母、子女，在农村可以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和家庭劳动，却无法也不胜任城市的高体力、高智力劳动。现在农村剩余的这5亿剩余劳动力，许多都是些老弱病残、儿童、妇女。因此，想依靠农村剩余的这5亿人口来为城市经济注入新的劳动力，是有点期望太高了。

　　而且，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太低了，工人们想要买房、置业、消费却无钱。在此情况下，继续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劳动力，必将进一步降低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更加不利于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劳动力不足或成本太高的问题，而是生产力过剩，劳动阶层收入过低，从而导致社会无力消费的问题。这种企图以注入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发展城市经济的思路明显是不正确的。

　　在农村剩余人口并不足以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消费和劳动力利好的情况下，要想继续吸纳这庞大的剩余人口，以实现城镇化目标，必须还得依靠现有的经济发展才行。结合西方国家的产业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社会制造业发达并严重过剩，但服务业严重滞后。在2001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农业就业人口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美国是63.9％，英国是73.4％，法国是74.1％，德国是64.7％，日本是63.9％。而在中国在2005年服务业劳动就业率仅有30%多，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大部分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世界发达国家服务业多数都达到三个70%的水平，即服务业产值占70%左右，GDP增长的70%来自于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吸纳了70%的就业人口。显然，大力发展服务业是中国城镇化得以成功的关键。

　　然而，服务业的发展却是以居民普遍拥有较高收入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服务业才有深入、扩大化的发展需求。服务业与居民收入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只有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促进中国服务业的深入发展。而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吸收更多的人口就业，才能提升城市的居民收入。只有首先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确保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服务业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现代服务业一般是在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服务化”的新趋向，其产品的高附加值中，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来源于服务，而不是制造。制造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会逐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越来越利用分工更为专业、功能更为强大的服务性业务来整合自身的技术平台和服务平台，以进一步做强自己的核心事业。这样，就增加了对服务性业务的投入和使用，产生了对服务的大量需求，从而才能实现服务业的发展壮大。

　　显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以企业和居民的需求为前提的。因此，提高居民收入，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而企业发展又是以居民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没有居民消费的增加也就没有企业的发展。因此，提升现有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需要。2011年９月２２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要坚持持生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大力发展各种支持生产、便民利民、增加就业的服务业态，重点培育现代物流、设计咨询、电子商务、健康服务等新的服务业态，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然而中国靠什么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现在的企业还在埋怨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那企业怎样继续发展？显然，在现实中，居民工资收入和企业利润需求之间有一个悖逆的关系，正是这种悖逆的关系在制约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没有解决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这种悖逆关系之前，城市经济是不可能良好地发展起来。

　　而且，城市人口的增加是要消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现在中国城市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与体系本就不够发达，许多市民的社会保障都不到位，收入与生活水平低下，那里还有资源可供新增农村剩余人口使用与分享的？农民进城阻力重重的原因不仅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也是城市自身的资源不够丰富的结果。城市连自身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都难以解决，何来公共资源去解决新增农村剩余人口的生活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具名的专家就曾指出：“虽然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质量并不高，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约2亿左右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却不是市民的农民工，因此发展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有质量的城镇化。”在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下，即便让现有的这2亿农民工成为市民都颇为困难，还想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5亿农村剩余人口？不敢想象。

　　问题的危险关键在于，这种城市化似乎是要准备以土地制度改革和所谓资本下乡为突破口的。自从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是最大红利，城镇化是未来中国最大消费点和经济增长来源，并将城镇化作为未来执政的重点之后，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土地制度改革，而我们国家更是迅速作出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把标准增加十倍甚至上不设限的决定。显然，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资本下乡，以及接下来的资本圈地运动似乎已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贫穷落后的农民，由于对贫穷的厌恶，对金钱的渴望，加上文化水平低，将明显倾向于快速变卖自己的土地，获得一定的“巨额”财富。因此，农村剩余人口的释放必然是以一种加速度进行的。然而这所谓的巨额财富其实甚至买不起城市里的一套简单住宅，加上暴富之后的非理性消费，大量的失地农民们势必将又迅速变为无产者。而我们的现有城市经济却又无法为其解决基本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届时，这些人的活路在那里？

　　因此，这种以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所谓城镇化，实质是一个陷阱，一种为了资本的特殊巨额利益，而不顾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行为。这种城镇化，只是实现了资本的巨额利益，却必然导致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的动乱与纷争。一些人借国家欲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城镇化的契机，胡说什么：“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是城镇化的最大障碍，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即是农村土地改革。加速推进城市化，既可以提振消费需求，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没有比城镇化更好的方式来‘稳增长促和谐’了”，完全是狗屁不通、颠倒黑白的说法，明显是别有用心的。

　　实际上，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宜于文革运动式的强力开发。简单、片面的强推城镇化，有如拔苗助长，只会让社会在稳定发展中夭折，却不会为社会带来任何好处与进步。这种以土地改革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城镇化实质只是为资本圈地撕开的大口子，口子一开势必如大坝绝堤，洪水将冲垮整个中国社会！

　　二、城镇化的良机

　　以土地私有化改革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城镇化是个陷阱。但正如本文一开始说过的，广大农村剩余人口的城镇化的确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良机所在。李克强总理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目标是正确的。城镇化是陷阱还是良机，关键在于道路、方式和做法。城镇化，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而是以怎样科学的方式去实现的事情。

　　综合上节的分析我们知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促进企业发展，使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企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增加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之中，才是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城镇化是否成功的根本关键。因此，放弃文革运动式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和所谓资本下乡运动，改变企业的生产发展方式，使全国各地城乡居民收入和企业发展之间由“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由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让居民收入可以增加，而且可以促进而不是阻碍企业发展，才能使中国广大农村剩余人口的城镇化由陷阱变为良机。在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在社会经济深入发展和产业自动升级中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的自然城镇化，才是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唯一科学、正确、合理的选择。

　　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之所以处于困境之中，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严重过剩，服务业之所以发展艰难，社会矛盾之所以如此激化与突出，其实完全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不能良性循环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就是，根源于中国社会劳动人口的极其廉价与丰富，根源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发展方式，根源于追求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原则，中国在实现了企业发展的同时，却并没有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由于中国社会存在一些暂时性的廉价劳动力、环境与资源管控不严、国际市场广阔、政治强力维护等的优势，中国社会城乡企业的发展无需依靠居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也能实现一种高速度的发展与增长。同时，国家宏观政策上存在明显忽视居民权益与收入，偏向企业发展上的偏失，最终导致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的客观事实。当下中国，这种企业发展与居民收入的不均衡发展，无疑是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低下，导致社会生产力严重过剩，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而制造业生产力过剩，居民收入不足，服务业不发达等既成客观现实又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一种严重互相制肘的局面，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毫无疑问，在当前中国，在既有的资本生产方式下，除了继续加大社会投资以外，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现在的中国出口不行，社会消费更是不行，只有继续投资才能唯一地拉动经济发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已经太过依赖，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必须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局面，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行。2012年12月28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刘罡撰文《中国经济真已走入死胡同？》，形象、直接地描述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一困境。很明显，之所以出现该文中所述“中国经济这种投资和消费增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长期严重不足，只有依靠投资的增长才能促进一点消费增长的残酷现实！

　　在当前中国经济这种已“真已走入死胡同”的条件下，一些人提出以土地制度改革、资本下乡等方式，冒着中国社会彻底垮台、崩溃的风险，强推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专业化、现代化，意图以大跃进式的资本圈地的方式把高达5亿的农村剩余人口推向城镇，以此来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想法是严重不负责任的！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这种文革运动式的城镇化剧变，而是脚踏实地，高质量、高社会效益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的同步增长。中国政府应致力于把处于恶性循环的企业发展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纳入良性循环的正确轨道之中，而不是以拔苗助长的社会剧变，以制造大批农村难民的方式，让资本继续获得超级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资源来片面地发展经济。这是一种愚蠢与明智之间的选择，是为资本服务还是为民服务之间的选择。前者的结果是继续野蛮资本主义的暴富与压榨式发展；后者的结果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满足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步入文明与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一切要看国家和政府的选择了！

　　实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就是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处于矛盾与冲突，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的结果。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把不正常的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改邪归正，纳入正轨，使居民收入的增加与企业的发展可以互不矛盾，互相促进。一个国家和政府，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就只能处于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频发，贫穷落后的中低收入水平之中。

　　而一个国家和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居民收入增加，却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矛盾与冲突，根本在于企业的发展方式有问题。现代社会的企业发展方式基本都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这就使企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工资成本的问题。居民收入增加，必然会导致企业工资也增加，进而导致企业发展困难。当今中国实质已经陷入了这种矛盾与冲突之中，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现在中国的所有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国际市场等特殊性的企业发展优势基本都已消失，企业已经到了除了居民消费拉动外，已难以普遍良好地发展的地步。不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企业就不可能有效良好的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走出当前困境。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所谓城镇化就只能是一种灾难和陷阱。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这种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的恶性循环，从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完全是依靠其长期的殖民掠夺，在全世界占取廉价劳动力、资源与销售市场的结果，是其依靠资本优势开发出高薪技术，并以知识产权从全世界获取更多资源的结果。发达国家的这一切优势都促使其在居民收入较高的同时，企业也可以实现较高的利润，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从而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相悖逆的现象。

　　在当前，中国显然无法再重复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与崛起的老路，不能再使用这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和道路。中国无法去进行殖民掠夺，也无法获得廉价的矿产等资源。随着欧美金融危机的爆发、人民币的升值，中国也难再有足够的世界市场。显然，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只有完全依靠自己，在自身的条件和基础上，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才能使中国社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道路上，其实也是不进则退的。今天的中国如果找不到这种新的发展道路，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所谓城镇化就只能是个陷阱，所谓中国崛起就只能是个笑话，客观上的中国只能退回到解放前的那种社会状态。除了创新发展出一条不以雇佣为基础的企业发展方式之外，中国已经别无选择、别无出路。企业发展方式中的雇佣现象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是居民收入在客观上会抑制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只要改变这种根源于雇佣劳动的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的负相关现象，无论多么恶劣的经济发展条件与环境，都能实现人民与企业的最好生存与发展，都可以实现一种文明、发达与富裕的现代化社会。

　　到目前为止，中国可资利用的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和道路，只有改变企业雇佣劳动的发展方式的这一条路而已。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的，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建立一种没有雇佣生产关系，可以使居民收入和企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互相促进，而非互相抑制的企业发展方式。只有建立一种没有雇佣的社会主义企业发展方式，从而解决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两者之间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才能释放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生产要素的潜在生产力。只有通过一种新的科学合理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中国经济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希望，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镇化由陷阱变为良机。

　　实际上，中国广大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需要的不是私有化改革，而是强化与规范，是加强管理和法制建设，是强化民主与监督程序，是进一步的国有化。农民承包的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同样也是具有一定的产权和价值的，只需在法律制度上予以明确和规范，一样可以进行流转。改革开放以来，自从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后，农村的农业政策、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国家和政府一直未予足够重视，年复一年地敷衍、对付，似乎是故意想让“三农问题”产生，逼迫人民不满，然后让公有制土地制度在人民不满的呼声中改革，实现私有化的改革目标一样。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组织农业合作社的方式予以更为有效、合理的解决。这即可解决居民收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负相关问题，可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农村地少人多的现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合理、必然选择。之所以中国农业合作社无法发展与壮大，与党和政府的不支持、不鼓励有莫大的关系。似乎私有化早已成为一些官员的既定目标，除了私有化和资本化外，这些官员不考虑、不支持其他一切形式的改革一样！道路决定命运，此之谓也！

　　相对于13亿的中国人口，中国土地可谓稀少珍贵，18亿亩土地的红线防守艰难。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根本就无法走美国那种大规模机械化、现代化的道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在现有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基础上，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平等合作的农民同样可以组织成一个规模大一点的，适合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没有雇佣的农业开发与合作公司，完全不必要非得走美国式的，资本剥削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是一种公有制。在理论上，在社会伦理、公平正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上，都只有实行一种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全体人民共有制，才是合理而科学的。一个人天生不仅应有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更应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的根本来源，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根本物质来源归某个私人占有明显是侵犯了人民极其重要的财产权，是现代社会与文明所决不应允许的事情。私人占有这些自然资源，就像私人占有国家政权一样的非法与不合理。存在土地和自然资源私有制，就不可能存在公平正义，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就只能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之中，所谓的市场经济就只能是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任何以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制为前提的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与公平都是虚假的、骗人的！

　　而中国一旦走向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类似于南美洲国家的大土地私有制的农业发展模式。大批农民们被现代化的，效率并不高，单位产出也不高的所谓机械化、现代化农业赶出家门，流落城市街区，甚至可能需要以要饭为生。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8月17日在《贫富差距扩大，大陆成下一个拉丁美洲？》中就报道过：“中国的北京、上海与广州等大城市的繁荣表象背后，有着高达8亿的贫苦农民；他们如果不能靠农耕勉强糊口，就会沦为都市便宜劳动力的来源。……，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现在已经紧追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之后；许多中国观察家担心，中国迟早沦为第二个巴西。在巴西，一小群富有者居住在如堡垒般的豪宅，其外則是一大群在贫民窟挣扎求生的一无所有者。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这种情形，而且既得利益者为维持特权，仅考虑如何保障自己而不是促进经济的广泛成长”。显然，中国如进行这种以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城镇化，其结果将甚至明显不如这种拉美国家的局面。一些人欲借城镇化来推土地私有化改革和所谓资本下乡，其用心明显值得怀疑！

　　私有化的土地制度最终必然导致土地的集中。而土地集中后的农业发展，除了机械化、现代化之外，既不会解决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粮食问题，也不会实现广大农民们的富裕要求，对于人口众多，地少物薄的中国来说，实在是毫无意义。经济发展也好，农业现代化也好，都应以人民的更好生产与生活为目标和前提。只有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让农民们以一种真正公平、平等、自由的方式组织和联合起来，进行因地制宜的、适宜的高科技农业生产，才是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正确目标和追求。

　　因此，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无论农业现代化，还是城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都不是简单、片面的资本化和现代化，而是人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与提高，企业健康的成长与发展。那种以农业资本化、现代化，以资本利润而不是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求为决定的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为特征的城镇化改革是大错特错，完全不可取的，根本就是个陷阱。只有克服社会经济最根本的居民收入与企业成长之间的矛盾问题，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是中国经济社会以及城镇化的唯一正途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