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异地高考困局需深化改革

在舆论的千呼万唤中，北京、上海、广东的异地高考方案终于出台。然而，北京市公布的过渡方案只明确了中职、高职的放开时间，未提及大学本科放开的时间表；广东将分步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地籍考生2016年起与户籍考生同等报考和录取；上海异地高考方案则与居住证制度挂钩。

京沪粤三地拖到教育部规定的“年底大限”才公布具体方案，足以说明异地高考改革的掣肘之多和阻力之巨。异地高考方案最终能够顺利出台，已经可以视为某种进步。不过，这些以过渡和渐进为底色的方案，为外地户籍学生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与公众期待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并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异地高考困局。

异地高考涉及复杂的利益博弈，京沪粤又是高考生源主要流入地，改革举步维艰完全在意料之中。毕竟，异地高考既要妥善处理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又要妥善处理各级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还要统筹兼顾本地户籍学生和外地户籍学生升学考试的利益，改革难度不言而喻，想一步改到位肯定不现实。

正因如此，京沪粤三地分步推进异地高考改革，是符合现实的理性选择。但是，要想让数百万异地考生真正享受到改革红利，地方教育部门还需有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和后续制度保障。例如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借考”事宜，就必须尽快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同时，异地高考改革不能仅在中职高职等“浅水区”摸石头，还必须稳步向“深水区”推进，这不仅要有具体的时间表，还要有清晰的路线图。

从舆论反馈来看，推进异地高考改革需要因地制宜，但也要从顶层设计的层面综合统筹。异地高考困局的根源是全国性的，但最直接的利益博弈却在各地户籍考生与非户籍考生之间，如果仅由各个地方自行安排，最终方案必然遭遇门槛高、执行难的老问题，改革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因此，破解异地高考困局，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拿出改革魄力，更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系统性的宏观配套政策。

进一步说，异地高考困局是现行高考制度衍生的问题，其治本之策实质上在于深化高考改革。需要改革的不仅有“报考”的方式，还有“招录”层面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但是，与户籍挂钩的高考招生名额分配制度改革，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大学办学和招生自主权也没得到充分保障。

高考改革关系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经无需再证，社会各界也早已形成改革共识。异地高考只是现行高考制度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改革，难以收到良好成效。如果不能从国家层面整体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如果高校招录和办学制度不能革故鼎新，如果不能切实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仅仅寄望于从地方来突破改革的坚冰，不仅异地高考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教育领域的其他难题也将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