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为何民众仍然没安全感？

高连奎

　　人为风险是是现代制度成熟的结果，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

　　十八大报告公布收入倍增计划以来，这似乎成了这个报告最大的亮点，但是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倍增”仅仅是看起来很美，这也是中国改善民生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后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其实我们的收入情况，已经增加了很多。收入倍增的观念来自日本，中国最常用的概念是GDP翻翻，两者不完全相同，但关联性却很大。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非常注重借鉴世界发展经验，时任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分别访问了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而中国之后的政策也带上了这几个国家的印记，比如大家熟知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其实就是借鉴的新加坡发展模式，而中国人更熟悉的“先富带后富”理论，则是对美国里根政府“滴涓效应”的转化，而我们在改革初期最大的战略目标“GDP翻翻”则是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翻版。

　　经济总量翻番，其实基本上也可以达到收入倍增的效果，比如中国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元增加到现在的几千元，早已翻了近百翻，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也就不怎么提了。

　　其实从改革到现在中国收入翻了几百翻的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确实改善了很多，很多奢侈品都成了日常消费品，但与次同时我们生活的压力并没有减小，而是更大了。

　　此次提出收入翻番，大家异常兴奋，这种兴奋来源于从注重经济总量到注重人均收入，这种转变是可喜的，但是这真的有那么大作用吗，以前翻上百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道靠翻一番就能解决，这真是太异想天开了。其他按照中国以往的发展速度，中国每五年经济总量和收入就会翻一番，收入倍增根本不是什么大难事，也根本就不用十年那么长时间，五年足够，本次报告写入这一条更多是对舆论的回应，这里面其实反映了经济学家和民众思考方式的差异，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收入肯定会跟上，而民众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经济倍增是过程导向的，而收入倍增是结果导向的，两者本身就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从本质上差异很小！

　　中国民众的收入不仅需要倍增，而且需要十倍增，才能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从这方面看，一个简单的收入倍增计划也是毫无意义的，那中国人的收入是不是赶上发达国家后就幸福了呢，其实也不是，主要看看当今欧美、日本民众生活的惨状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当前中国民众毫无幸福感，并非完全因为收入问题，更多是因为缺乏保障，没有安全感，风“风险社会”是社会学界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定性。“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 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这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一种通俗表达，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后工业时代，人为风险渐发展成为主导。人为风险是是现代制度成熟的结果，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此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另外现代风险其实很多是由制度引起的，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而无论是鼓励冒险还是提供安全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人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人口生育与养老，这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都能以社会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一种更加难以预料，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即 “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

　　正是因为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福利社会都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是风险管理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现在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着“福利超载”，但是“去福利化”绝对解决不了福利超载的问题，反而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福利超载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倒退不是人类的出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更加现代化来解决。

　　其实经济越好时，人们就表现的越有爱心，而经济越困难时，人们表现的越自私自利，这也是中国民间也会出现反福利声音的原因所在，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而是哈佛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经济困难时的自私”状态，其实政治家们如果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但一切风险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而在生存风险中，生存成本升高所导致的风险又是最主要的，因此笔者主张人类必须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来解决福利超载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