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与“民负”

“增收富民”早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过：“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民富”，是因为富裕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盼。十八大报告提出，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比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多了人均收入翻番的指标。这表明中央正致力于开启民富时代的到来。但是，只是简单地提“增收富民”而不进行配套性地分配改革，是十分可能的得到目的的。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税收、劳动者报酬和企业营业盈余三分法来看，即使国民收入的“蛋糕”被不断做大，如果政府税收仍保持持续的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相对份额必定会相应减少。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提“控制政府的收入、特殊企业的盈余”，要提高劳动者报酬是很难的。

从数字来看，这一条“增收富民”之路，要实现并非不可能。专家指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要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对经济发展要求会更高一些，粗略测算GDP年均增速达到7.1%左右就可保障，而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即可。

因此，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民富”目标，看来要“三管齐下”：增收、控价、减负。政府让民众增收的措施主要有提高工资水平与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控制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价格纹丝不动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希望价格上涨的速度尽可能地慢一些。这也是政府工作的内容之一。价格的分配功能要重新认识，最近网上“6分钱一斤的白菜怎么卖到4块一斤”的标题触目惊心。当然，最关键还是“减负富民”。要把工作、价格、税收三者统一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系之中。

减税富民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税收是工资收入的组成部分，它会无情地吞噬劳动者有限的工资总额。而这些税收一定是广义的，不仅仅是个税。北师大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建议个税起征点提至万元”，民间反应是欢迎。大家对个人所得税的反映越来越敏感。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对于消费者而言，每一次购买与消费都在承担着赋税。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没有能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人，人们或多或少都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消费品。所以，个体的消费活动和企业的生产活动、销售活动一样，都有一个纳税的步骤，只不过有些是直接交了税，有些是间接交了税，对企业征的间接税，通常都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税务专家分析得出的说法是，一个人从一大早开始就开始缴税。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打开水龙头洗脸，说明自来水公司在销售水，这个售价里就含有增值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难怪美国的弗兰克林有句名言：“人的一生唯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可见税收是无所不在的，像空气与水一样。2010年的个人所得税数额仅占中国税收总收入的7%左右。而仅增值税和营业税两项，就占据了税收总额的44.2%。可见，纳税人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负担。恢复价外税，有利于强化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更大的问题在于税与费（基金）同涨，比翼齐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按全口径计算（政府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的中国宏观税负在2009年为32.2%。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

人们常说，要使得农民富裕，就要减少农民。同样，要富民，政府税收、收费、基金就应多做“减法”。近10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而居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当然，减税减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近几年来机场建设费换个名称继续征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各个有收税（费、基金）权的政府部门，要它放弃征收税费的权力是难上加难。税费的征收纵然有一万个理由，但是，有的部门不愿意承认的是，不收一些小税小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提高了，也就拉动了内需。政府提高低收入者的补贴标准，就是最实际的拉动内需。因此，我们希望各级财政经济部门，乘着十八大“富民”的东风，好好地思考一番“居民收入——工资奖金——价中之税——税收费收——实际收入”的内在关系，不要让财税工作拖小康社会的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