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收入翻番而物价不翻番呢？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意味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80万亿元。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也翻一番，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取其算术平均值为12514元，翻番后为25028元。这让很多低收入群体为之兴奋不已。

　　此次胡 锦 涛同志提出的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步翻番的宏伟目标，说明国家在未来十年将更看重民生。因为就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增长1.8倍，这个数字是低于GDP总量增长的。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而在过去的十年里，GDP总量的增速均达到了两位数。不过也有人提出疑虑：近年来货币购买力急速下降，真实通胀率实在惊人，所以收入翻番会不会最终导致物价也翻番？最终会不会让人们空欢喜一场呢？笔者认为，这类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改革开放三十年，通胀魅影挥不去

　　1980年中国的CPI为6.0%。1981年下降到2.4%，1982年继续下降到1.9%，1983年为 1.5%，1984 年上升到2.8%，1985年暴涨至9.3%，1986年下降至6.5%，1987年又反弹至7.3%，1988年暴涨至18.8%，首次出现了两位数的物价暴涨。1989年维持在惊人的水平18.0%，1990年下行至 3.1%。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CPI的平均值之所以高达7.74%，是因为中国靠计划经济强迫压制的物价涨幅发生了大释放，从而导致了从1985年到1989年的物价飞涨，其最大涨幅竟达到了18.8%。那时的物价飞涨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中国的CPI平均值高达7.78%，比第一个十年还要高。1991年CPI为3.4%，1992年上行至 6.4%，1993 年大幅上行至14.7%，1994年暴涨至24.1%，创下了建国以来CPI的历史峰值。1995年下降至 17.1%，1996年下降至8.3%，1997年继续下降至 2.8%，而1998年CPI首次下跌至负，为-0.8%，1999 年仍为负值，且下跌至 -1.4%。2000 年中国的CPI为 0.4%。也就是说，在第二个十年，物价总体涨幅几乎又翻了一番，所以难怪民众发问，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的同时，会不会物价也翻番？

　　再让我们接着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的CPI走势：2001 年的CPI为 0.7%，2002 年再次下跌至负值 -0.8%，2003 年为1.2%，2004年为 3.9%，2005年为1.8%，2006年为1.5%，2007年为4.8%，2008年为5.9%，2009年为 -0.7%，2010年为3.3%。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的CPI平均值为2.16%，己不再出现两位数的CPI，CPI走势趋于平稳。不过现在的官方公布的CPI数据水份太大，不仅民众真实物价感受涨幅惊人，就连房价泡沫也在此期间被吹大。2001年：GDP 10.96万亿，M2为15.83万亿，2010年：GDP 40.15万亿，M2为72.58万亿。这十年间GDP涨幅3.66倍，而广义货币总量扩张了4.58倍。综合来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通胀始终挥之不去。

　　控制通胀将是政府长期的工作

　　1、如何控制基础货币的超发？自打中国加入WTO组织之后，中国便开始享受世贸红利带来的贸易顺差，特别是2005年的汇改以来，人民币进入了持续升值的周期后，我国的出口贸易顺差、外商投资流入（FDI）、国际热钱的涌入，都使央行被动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也使得10月M2总规模达到了93万亿，M2/GDP比值接近190%。尽管近期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被逆回购所取代，但是M2规模如此之大，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所以要真正消化掉也并非易事。笔者认为，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应该根据经济的实际需求情况而定，而绝不是盲目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2、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必须加以遏制。现在地方政府对投资拉动GDP的办法情有独钟，这不仅会导致其资产负债表的进一步恶化，还将推动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导致社会货币增速过快，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跃进”式的投资，也会使得人力成本和社会资源要素价格的上涨。所以未来十年内，要想让民众收入在现有的基础上翻番，让大家手中货币购买力能够保持稳定，地方政府必须退出投资领域，重新回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上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做好二项重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通过利率成本的杠杆来决定信贷资源的流向，以便能让信贷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其二，银行业应对民营资本开放，这样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还可以给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

　　3、警惕行政型通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尽管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2008年高，可是国内成品油价格比那时候要高，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的问题、多少是所谓暴利税的问题，又有多少是垄断企业借优势地位垄断定价的问题呢？再比如电价，电厂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上网电价偏低，而不是居民零售电价的问题，电厂的成本利润还相对透明，可是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网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贸然调高电价和以阶梯电价之名提高电价都会推高物价。所以如何让政府降低税收和国企暴利进行让利，也是减轻通胀压力重要一环。

　　4、输入型通胀时刻影响中国的物价。进入2012年，由于全球经济出现了衰退和不振局面，以美联储、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为首的世界各大央行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复苏，但是这样一来，便会给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带来不小的麻烦。尽管除了国际粮食之外，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均出现了大跌，但是万一明后年世界经济的加快复苏步伐，需求进一步回暖，新一轮的通胀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靓。要知道我国现在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不仅依赖度越来越大，而且还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只要境外商品价格出现反弹，也会带动我国物价的波动。而且这种输入型通胀，我国央行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根本没用的。

　　10年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同时翻番的确十分吸引人，但是翻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通货膨胀一直并未远去，所以一些民众担心收入会否与物价也同样翻番也并非空穴来风。目前我们的政府部门长期要做二件大事：一是“稳增长”，二是控制“物价”。而要控制物价就一定要控制基础货币和信贷贷币的投放，之前我们投放得过多，需要长时期的消化。还有地方政府必须抑制投资的冲动，回到民生服务型政府上来，唯有这样才能解缓物价上涨的诱因。最后一些公共服务型垄断国企报价一定要透明，而且涨价一定要开听证会，征得社会同意和谅解，不能盲目涨价。唯有以上几项都做到，我们才能真正在2020年在收入翻番的同时，物价指数不出现同步翻番尴尬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