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 你幸福吗？”（上）

刘泰特

1、“你幸福吗？”最近中央电视台以这个提问进行的民意访问，引起社会热议，不乏讽刺挖苦。这个提问，让很多中国人莫名其妙，比如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照理来说，他正处在莫大的荣誉喜悦中，但是，在接受记者最新采访，面对“你幸福吗？”的提问，却回答，他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

　　2、幸福这个概念太抽象，太宽泛，在物质中陶醉或挣扎的人，自然会以欲望满足的快乐作为幸福的尺度，但这难免有庸俗片面之嫌；而且满足欲望的快乐不是人生旅途的单程票，快乐和痛苦总是结伴，一隐一现，如若快乐感“现”了，痛苦或无聊感总是“隐”在它后面，随后就到，如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红楼梦》中有很多快乐的欢笑，但最终无不落入痛苦的深渊，曹雪芹以人生如梦来告诫读者，生命的真谛是“空”。

　　3、中国的文化，历史由来的宗旨是功利主义（我在很多文章中已分析），功利的务实性，会导致它对立面空虚性文化，也会极大发展，老子的无知无欲的婴孩文化、佛教的无快乐、无痛苦烦恼的涅槃文化，都以精神的空虚为人生美妙境界。因此，如若快乐意味幸福，那么在老子和佛教来看，精神的快乐和痛苦没有区别，它们都必须一概否定，精神无所追求的空虚，即无欲、无求、无满足，才是幸福，这种欲望的一无所有，是中国意义的精神自由（注意不能把它和西方文化的自由混为一谈），中国人简单定义这种自由叫“无欲则刚”，“刚”便是无所物质牵挂，无拘无束，不受物累的精神自由。

　　4、除了虚无主义对中国文化功利幸福价值的否定，中国文化的功利幸福价值观，还面临自身深刻的内在思想矛盾。幸福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孰轻孰重？孰有孰无？中国文化功利思想理论始终片面糊涂的不能说清楚这个矛盾。

　　5、中国功利文化早期代表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前者是物质文明，后者是精神道德文明的内容，虽然它们有这种逻辑顺序，但是强调这种逻辑顺序不能证明它们是主次地位，不能说吃饭之于生命是第一的，就推理出人的生命主要意义就是吃饭。即使中国文化自身，也有反对这种说法的声音，比如孔子就称赞学生颜渊的安贫乐道。

　　6、西方同样流行功利主义文化，它也本能认识吃饭是生命第一道理，但西方文化并不因此把吃饭看作人生最大道理，却“标新立异”，把似乎和吃饭道理不相干的人的“自由”权力，推崇为人的最重要价值、最大道理。其实，“自由”不仅不排斥吃饭道理，它包含了吃饭道理，又超越吃饭道理在人性意义中的低层次基本物质属性，它攀升到人性最高的精神层次，去全面的演绎展示人的生命独有的精神创造世界，一般解释：自由是保障人的吃饭权力（免于匮乏），保障人的精神意志自由表达和创造，保障人的信仰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7、西方文化的自由概念，对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是有机的统一认识，但是诸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中国式的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认识，虽然在表达一种常识，但是片面夸大这种常识，这种常识就变成谬误，会使人对物质和精神关系推理陷入糊涂以致荒唐：难道物质文明自动会带来精神道德文明？如若是，那么精神道德文明就不具有独立性，它从属于物质，那么人的本质可怜的只保留了动物的物质属性，因为精神道德只能是物质满足后的附加件，控制了人的物质需求，就能控制人的精神。如若不是，片面性的强调人的物质本能有什么意义？

　　因此要指出，以上“礼节”、“荣辱”，虽然是精神道德属性，但属于物化精神道德，它与西方文化的人权、自由精神有本质区别，后者可以超脱物质，后者可以否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物化精神，比如最早的自由主义者苏格拉底认为纯粹的善，绝不依附物质利益。

　　中国功利主义强调道德依附物质，最终必然是把中国文化溺入赤裸裸的纯粹物质主义。

　　8、再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大代表孔子。

　　孔子关于精神道德和物质名利关系的思想，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他讲的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这句话旗帜鲜明的指责唯利是图，和上述功利主义界限是反其道的分明；孔子称赞大弟子颜渊安贫乐道；孔子要求弟子子路理直气壮的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语言来对外宣传孔子的精神形象；孔子弟子说“子罕言利”，等等，孔子精神道德至上的言论在《论语》中比比皆是。

　　但是又很奇怪，《论语》中又记载了孔子不少对物质追求不置可否的模糊言论：孔子以惊羡的语气谈论弟子子贡不务正业的经商才能：“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并不阻拦弟子去发家致富，仅委婉的批评子贡是“不受命”；但是孔子又惊人的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说，如若有赚钱本领，孔子恐怕就改变人生目标，去追求发财的“命”了，但是子贡表现出了发财的“命”，孔子为什么又批评他“不受命”？

　　9、中国文化在孔子身上表现出的物质和精神道德的矛盾，有普遍性，它使中国读书人难以澄清物质追求和精神道德追求的关系，而物质名利和精神道德界限难以区别，进一步的使中国文化把这两者混为一体，所谓内圣外王，是这种混合的最高理想；所谓科举文化，是这种混同的最大的文化制度建设；所谓现代“儒商”，是传承这种文化混同历史基因的现代性表现，而政府一旦把经济发展作为事业核心，政府就扮演了中国文化最大“儒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