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规划应慎谈“中国特色”

多年对中国改革观察思考下来，总对“中国特色”这个词语十分纠结。中国的国民有无特色？有。但是依据中国国民的特色制定一整套管理国家的政策和法则规划，就该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如果搞不好，很有可能放大了中国国民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或者又学了人家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都会有不好的结果。

就基本行为来说，不同国家的人不会有什么差异。一般人都有共性，例如，趋利的特性，逻辑思考的特性。原因应该很简单。如果人没有趋利的特性，也不懂得逻辑思考，在资源稀缺的世界上，就会被淘汰。人进化过程中要和其他物种竞争，因人的胜利，就在人的身体里固定了趋利避害和逻辑思考的遗传基因。但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其趋利避害的行为有了一系列的约束，有自省的约束，也有外在的约束，被我们笼统称为文明。文明程度在不同族群之间就有了类别和程度的差异。决定这种差异的因素的确很复杂，有环境的因素，也有教育和制度的因素，更有宗教等历史传承的因素。

总的看，我们似乎高估了中国国民与其他国家国民的差异。上述复杂因素引起的差异如果发生在国民内部，人们多会以较为平常的心态对待，但跨出国界就不同了。在不同国家之间，国民来往不便，相互沟通少，彼此间就容易发生刻板印象，使国民间的实际差异在认识上被放大。如果政府和社会精英也大力强调国民差异，舆论宣传有了导向性，普通民众的心理隔阂就愈发增大。以这种舆论导向为背景来制定国家政策，不免出现问题。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过去经常讲，说我们中国人有恋土情结，加之中国耕地少，农民人数多，所以中国不会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那样的家庭农场，中国只适合发展精工细作的农业。这被看做由中国特色决定的农业发展路径。但是，这些年中国农业的变化证明，这个说法不大对头。中国农民和西方农民一样，耕作农田时也受利益支配。东北地区原来生产大豆，但我们的大豆因产量低，出油率低，成本比别人高，慢慢地就被农民放弃了。几年前我开始担心中国的小麦和玉米会不会也走大豆的路，现在看不是杞人忧天。中国西部很多地方早些年已经放弃种植小麦了。今年听到一个消息，华北平原少数地方的农民开始放弃小麦，一年只种一茬玉米，因为考虑到灌溉成本等因素，农民觉得这样做更划算。我们自己调查也发现，这些年小农户的粮食单产要低于大农户，前者并不愿意总是在农田精工细作。因为有关于“特色”的固化知识，农村改革30余年，国家也就没有出台系统的关于专业农户培育的政策。

一旦把某某“特色”固化为刻板印象，可能会在决策中会产生更大的偏差。还拿人地比例为例。说中国人多地少，必须节约耕地，于是就在城市规划中把生活居住用地的比例压得很低，一般会在25%左右。于是，除极少数人能利用政策空子获得独栋房屋之外，绝大部分居民被挤压在多层楼房之中。同时，城市的公共部门和企业占地却十分奢侈，以致中国城市的经济密度大约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这就造成了一个有“特色”的城市人口布局景观：城市总的人口密度低，但城市居住区人口密度高。

我曾经很不理解国在跨出熟人圈后心气躁动，动辄污言秽语、拳脚相向，全然看不到文明古国居民的绅士风范。后来阅读环境心理学文献才使我知道，这种情形与人口的居住密度有关。在城市，人们的居住密度与人们的友善程度呈反比。居住在独栋房屋，是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城市，中产阶层都有独栋房屋可住，只有较小比例的低收入人群才住楼房。我们的决策者以想当然的理由，以为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避免西方“居住分散、不得不买小轿车、浪费能源”的城市化道路，殊不知，中国人照样要买小轿车。每到“长假”，人们蜂拥出城，不是看风景，只是散心，纾解郁闷心情。我们看起来要避免西方的城市化道路，其实把西方的城市化优点给葬送了。西方的城市化是中产阶层的成长过程，由此给创造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我们的城市化却堵塞了中产阶层的成长的通道，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自坠陷阱，硬给自己套上一个“有特色的紧箍咒”。中国差不多有150亿亩的国土，适宜人居住的国土也在50亿亩左右，如果能按以人为本的要求规划国土，调节好房地产市场，不仅耕地可以增加，大部分居民也可住上独栋房屋。

当然，中国的确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期中大部分时期，我们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这种情形的发端，也许与东亚大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个历史遗产要一分为二地看。我们能够形成国内的统一市场，避免了很多国家的部落分割，便可能得益于我们的历史遗产，因为分裂不得人心。但进一步发展又要求我们扩大地方自治，这种历史遗产又有负面影响。随着发展水平提高，人类的共性因素对我们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制度和人类现代文明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