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种地:当代农民大学生的悲哀

苗卫芳通过自学考取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时，曾是太行山深处这个不足百人的小山村的骄傲——他是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名研究生。

而如今，成为硕士的他，竟然要回家种地，而他之所以选择种地，不是因为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知识，也不是因为有一种情怀，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仅仅是选择做最普通的农民，种最普通的地，而这些一切的原因只来自于他认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铁饭碗”工作。

在当今中国能称之为“铁饭碗”的工作似乎只能是公务员了，每天上班报纸茶水就可以挨过一天，这成为许多人对公务员的理解，虽然不至于如此轻松，但确实是一份可以吃着皇粮到老的差事，许多中国人都想考取公务员，苗卫芳也不例外，但他似乎并不具备公务员的圆滑和事故，人看起来很木讷，而且他有着一种文人特有的清高，这种清高在现在的社会里，必然受到各种挫折。

高材生不能适才所用，已经不是新闻了，曾经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街头卖肉”以及同样是“北大毕业生武小锋待业在家做糖葫芦”还有北大毕业生高健摆摊当“陪聊男”这样的消息一次次的考问着中国教育，和用人单位的应聘标准，究竟因为什么，北大毕业的学生都难以找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慢慢清楚。并不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也不是教育害了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可是一旦步入社会，就如同原始人进入纽约一样的不知所措，这只能说明，社会是公平的，自己没办法胜任社会的规则，就只能选择逃避。

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奇特的学生，怎么都是北大出来的？是不是北大出了毛病？当然不是，北大依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每年优秀的毕业生不计其数，而同样是北大毕业的学生陈生，在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广州开设了近100家猪肉连锁店，营业额达到两个亿，被称为广州的“猪肉大王。”

为什么同样是卖猪肉，一个只能守着小店铺，一个却能卖到两亿？归根结底是头脑和思维决定的，当所有人都在怪罪社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回头看看那些失败的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错？都是成年人，别摔倒了，就怪地球引力太大，得看看自己是不是走路太不稳了

而苗卫芳并不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是没有用人单位用他，有一家单位同意要他，给的工资是两千五，而苗卫芳却要两千八，仅仅的三百元区别，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后来用人单位觉得，此人，情商太低，做人固执，不圆滑，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依然没有找到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而苗卫芳却还固执的认为自己坚持的东西是正确的。

他平时爱好文学，在校读研三年，除了写作一部学术专著完成毕业论文，苗卫芳业余时间还写出长达30万字的以代课教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二月兰》，由于没有更多费用买书号，目前只印刷了1000册作推广，而一个没有工作的大学生，却把希望寄托于文学上面，真是幼稚的不可理喻，虽然有梦想是好的，但也得看看现实情况，在中国当文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产生了，但也不是谁都有实力可以得到的，其中的艰辛和辛苦，不是常人能想的，而他一味的固守己见，还真有鲁迅笔下孔乙己的神韵。

在他选择回村种地时，最受不了的自然是他年迈的父母，父亲更是难以接受曾经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如今成为农民，竟买了一瓶安眠药，打算自杀，还好发现的早，并没有生命危险，曾经全村的骄傲，竟然念了一圈大学，依然回来种地，这成为了村里村外的反面例子，从一个正面教材，彻底沦为反面，让更多的人认为，读书没前途，知识也没办法改变命运，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思想，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

农民种地，本身无可厚非，而苗卫芳当初选择念书，就是想摆脱农村，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你可以脱离土地时，却因为自己的固执，坚决的选择回家种地，这种做法，实在是大不孝，家里的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几年学费足以让父母为难，本以为熬出头，可以享儿子的福了，却落得这样的结局，换做任何父母，都没办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

当我们批判教育的同时，也应该看清自己，究竟是教育让自己变的糊涂，还是自己把教育玷污了，若是所有农村天地里的农民，都是拿着高校毕业证的学生，这肯定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虽然这样的事，不大可能发生，但苗卫芳的事，确也给许多人提了个醒，并不是所有成绩都是第一，才是人才，社会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会交际会处理事情的人。社会并不需要一个满脑子方程式，所有功课都是优秀的人，但连最基本的沟通交流都做不好，这样的人才，不要也罢。

普通农民种的瓜，不一定最甜，但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只会选择逃避生活的高材生所种的瓜，吃起来一定是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