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中国一向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这和谐理应包括对内各阶层的和谐与对外各国的和谐。对内的我们且不说，就对外而言，这和谐二字似乎也在可望不可即之间。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与邻国关系中连续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纠纷，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与印度数次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出现增兵，加速向该地区移民和打嘴仗的事儿；而在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等国不断试图采取各种措施宣示其对所占领岛礁的“主权”，并在岛礁上兴建设施，强化占领。近来有关黄岩岛的争端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中国与日本也在钓鱼岛问题上相持不下，甚至到了彼此演习不绝，互相较劲的地步。这些冲突，总体上看当然是现实利益的纠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争端趋于活跃，日韩印等国与中国经常因一些具体事件，发生民间情绪的纠结。然而，从中也凸显出中国外交上政策上的极大危机，这危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究竟该如何跟世界相处？

在我们以往的外交策略中，似乎有这样一条主线：那就是以我为主唯我独尊，或者说是我认为怎样就是怎样，不讲规矩。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曾对来访的斯诺表示：“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无天！”这反应在外交上就是不讲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是也。于是，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像章和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文化大革命”，有的还上街散发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在对外交流中大送“红宝书”，出访演出中，必念革命性极强的“毛主席语录”。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1967年，尼泊尔首都有少数人到中国使馆的橱窗前闹事。中国使馆向尼外交部门提出了口头抗议，尼方表示不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就此事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受侮辱的人员表示慰问。我方使馆人员认为可不再提交书面抗议了。但是，康生则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方向尼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致使两国关系紧张。1967年6月，在民主德国发生中国使馆的一辆公务车与德方的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的事故。中国大使馆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向民主德国提出最强烈抗议，怀疑德方在搞政治阴谋。后来，证实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火烧英驻华代办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火烧英代办处。据有关材料记载：造反派进入英代办后立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宙、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都被烷。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经赶来的消防队员的全力扑救，大火在午夜被扑灭。此间，在上海发生了红卫兵闯入英驻沪领事馆的事件。在发生火烧英代办这种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包围苏联驻华使馆的事件。坐镇指挥的竟是一个16岁的小女孩。

如此不讲规矩无法无天的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关系紧张。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越南3个，波兰2个，尼泊尔1个)。中国这时完全处于孤立地位。

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开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纵使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一锤定音到现在已近二十年，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左的一套阴魂未散，“不知今夕何夕”的论述照旧被奉为金科玉律。经济基础转变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单一国有经济转变为包括国有、私有、外资、股份等多种经济成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列入了宪法；但上层建筑却没有与时俱进作出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转变，这既是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乃至层出不穷的群体性抗争症结之所在，在某种意义上亦可归结为普世价值理解的偏差，即根本问题在于价值观。

具体的外交上，我们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走上了所谓“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其中的核心就是所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该说，这个路线比文革那个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老子说了算”的外交路线强多了。然而，在国际交往中以我为主不受规矩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后，这种趋势有所增强。这集中体现在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国际奉行的“规矩”）还是“中国模式”的争论上。“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外交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其实，这也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一个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内政上以甚么价值观去治国理政，话事权在执政党领导层；但地球上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存在，联合国会员国有一百九十多个，当中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之所谓“普世”，正是由于其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奉为圭臬，而对抗普世价值的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达菲等，一个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正是对普世价值认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背景下，中国外交即对“地球村”其它成员交往中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是拥抱它还是站在它的对立面，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处理得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和平发展主流；处理不当，被国际社会视为“另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虽然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因此，自由平等和法治能成为普世价值。有些人排斥普世价值，维护中国的人治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经济的发达能跟唯我独尊的人治政治文化兼容吗？不仅理论上没有依据，而且也没有事实的验证，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都曾强势过，但他们不都民主自由和法治了吗？难道中国大陆就能创造历史的例外？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愿望，除非中国不想走向经济发达，继续人治下去并陷入动荡之中。有人说，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就可以决出胜负，那时中国文化价值的胜利就可以明确了。但是，如果再过二十年能决出胜负和明确的话，那肯定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的胜利。

在2010年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搜狐老总张朝阳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普世的价值观，而不要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他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地球人，而且地球越来越小，我们越来越相似，所以，我们应该聪明地思考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观的比例问题，而且，在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观即竞争理念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全面接受就完了呗。”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时，张朝阳在演讲中说道：“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kingdom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的确，如果不接受国际规矩，不接受普世价值，不要说“世界中心”，在世界上有没有中国位置，那还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