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村改市”叫好

——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及其方向

作者：吴晓林、刘贺丽

　　【核心提示】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不但要为所有社区提供基本的均等化服务，更要帮助农村进行制度化建设、培育农村内部的自治组织，实现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

　　进入新世纪以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在很多人看来，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建设新农村的必要选择。近年来，在地方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为我国本土的社区建设和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启示。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两种基本理论

　　社区建设究竟是服务于政权建设，还是构建一种有传统精神的、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是理论界探讨社区建设的重要聚焦点。这不但涉及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也牵扯到社区建设的实际形式。

　　多年来，国内学界在探讨农村社区建设这一主题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建设理论”和“内外结合的互动化建设理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均明确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单纯依靠农村内部的力量进行社区建设，是缺乏实际条件的。两者的差异性在于，前者强调“政府力量对社区建设的意义”，认为现代化社区自我发育的能力十分不足，加之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传统”，使得农村社区建设极其需要政府的外部支持，现实也恰恰如此，我们研究发现，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的启动、推广和评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者则更强调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意义，认为应形成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政府弥补农村社会的不足，培育农村居民现代社区意识和参与精神，才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社区建设机制和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建设的蓝图。

　　现有农村社区建设的三种主要模式

　　从社区建设主体或层次上，我们可将现有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和“社区自治化”三种。

　　“就地城镇化”主要是指江浙等地区，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农村或城镇驻地，直接将农村村落改造为城镇化社区。这样的社区一般拥有规模或实力较大的集体企业作为支撑，周边村民在企业上班，已具备了城镇居民的相关要素；或者本身就是乡镇政府所在地，作为农村区域城市化要素最集中的地区，当地的村庄向社区转化更加容易一些。

　　“就近城镇化”则表现为靠近城市地带的农村，借助城市发展的力量或集中规划，促进农村就近融入城市社区建设的链条。这样的模式大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或长江三角洲比较发达的地区。

　　“社区自治化”则是整合农村内部资源，主要依靠改造农村内部组织结构推进社区建设。它一般包括“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或“一村多社区”等方式，主要特点是重构了农村内部的管理或组织结构，在自治组织之外，还动员农村内部其他组织参与农村内部事务管理，基层政府则通过建立社区服务站或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直接为农村居民提供服务。

　　实践表明，在发达的地区，农村向社区的转变，走的是“以城带乡”的在地城镇化道路；在欠发达的地区，往往更多地依靠内部力量的整合，来推进社区建设。

　　未来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要多元化

　　今年“两会”以来，河南西辛庄村欲成立为“村级市”的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就西辛庄本身的情况来看，该村拥有企业20多家，人均收入达2.6万元，形成了一个吸纳周边9000余人劳动力、位列全市八大村级工业园区之首的著名工业园，有全市一流的学校和医院，还有超市、宾馆等“城市设备”。这样的村庄，几乎已具备了现代城市社区的基本要素。在一些国家，只要聚居的人口达到5000—20000不等，就可称之为“市”，我国西部一些边疆地区的城市人口也在2万—3万，但是在我国，“市”除了人口学意义以外，还具有行政“级别”上的意义。

　　从正面上来看，“村改市”的意义是中部地区在城镇化要素集中的区域，进行“就地城镇化”的一种积极探索。西辛庄村以1个村带15个村，突破原有地域性的局限，超越原来村的区域范围进行基础设施、资源布局等协调建设，聚拢邻近村的人口劳动力、政策资金资源等，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含义。因而，“由村到市”是依靠农村内部力量、实现村落生活向城市生活转变的创举。那么，未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在哪里？

　　首先，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一刀切”，建设模式要多元化。农村内部的情况是迥异的，用“千村千面”来形容农村丝毫不为过。因而，农村社区建设也要尊重各地的差异性和多样化，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因地制宜。例如，对“村改市”要注意到其“内发性”的积极方向，并适当引导，实现农村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

　　其次，我们要尊重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保证社区可持续建设。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区成员的幸福。因此，尊重居民主体地位、满足居民需求是前提。“村改市”的意义虽然是积极的，但是，也必须对“强人治村”或“能人治村”进行适当规范。农村社区建设要尊重全体成员的主体地位，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不能只指望于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由众人参与后达成的制度性共识。因而，我们应当通过激活“协商对话机制”、“一事一议制度”，为农民参与社区建设、表达自身需求创造平台，将“能人治村”与“居民参与”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要发挥政府和社会内外两个积极性，实现内外联动。尽管农村社区建设依赖于内部力量的整合，但是，这并不代表政府就可袖手旁观。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不但要为所有社区提供基本的均等化服务，更要帮助农村进行制度化建设、培育农村内部的自治组织，实现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