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好事这么难

廖保平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一个大二的学生前两天跟我诉苦，说他利用假期打工得来的薪水和平时的积蓄，在学校免费为军训期间的新生提供矿泉水，动因是他军训的时候，曾希望有人能够给他送一瓶矿泉水。结果他的好心没好报，很新生对送上来的水拒之门外，有的学生认为他是打着公益的旗号搞商业活动，有人认为送的水会有毒，有的问是不是学校组织的，不是就不敢要。这给这位好心的学生很大打击——不就是想做点好事吗，没有想到这么难。

　　做好事不被领情，甚至被怀疑，遭拒绝，遭陷害，这种事情，我们见闻的不少。做好事者不被相信的理由各种各样，有反感公益活动搀杂商业利益的，也有对诚信的担忧。但说学校组织的就接受，学生个人组织的就抱持怀疑，这种心态颇为值得玩味。

　　这让人想起几年前，某个国际志愿者日，北京有几个志愿者想到某个街道去给孤寡老人洗冼衣服、做做家务什么的，然后就去联系街道办、居委会。居委会的大妈一听，就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谁派你们来的？有介绍信吗？没有？自己志愿来的？那不行，就算我们介绍孤寡老人给你们，孤寡老人也不让你进门啊。几个志愿者就是没志愿成。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是单位或组织介绍去的，居委会不相信，孤寡老人更不相信。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即社会的“对话”往往是组织（单位）与组织（单位）的对话，彼此之间有一套“对话程式”。个人是依附于组织（单位）的，个人要与组织（单位）“对话”，必须经组织（单位）的介绍按排，履行某种“对话手续”，甚至个人与个人的某种“对话”，也要通过组织（单位）的“对话渠道”，绕开组织（单位）的“对话渠道”，“对话”往往难以进行，这个“对话”当然包括去学校、社区给学生、老人做好事。所以，居委会的大妈才会问志愿者有没有履行了“对话”手续，新生会问做好事的学生是不是“组织安排”的，哪怕是大二的学生自己掏钱做好事，也需要组织身份，或者借用组织“对话渠道”，学生才会接受。要是没有必要的“对话”手续，哪怕是做好事，首先也是不可信任的，人们对组织（单位）的信任远在对个人的信任之上。一个有单位有组织的人，而不是自由的，独立的人，更有可信度。

　　这也很好理解，我们习惯于服从组织安排，单位和组织曾经影响一个人工作、学习、生活，婚姻，甚至生老病死。我们习惯了组织化的安排，而组织也习惯安排一切。即便做公益、做好事这样的事情，也常要组织来安排。比如直到现在，慈善捐款，还经常看到行政组织来安排，然后各单位层层分包安排，仿佛不需要个人的主动自愿行为，只需要安排，然后不管个人内心接受不接受，捐款就是了。就是说，就连做好事也是组织承包的，个人在其中常常扮演一个配合的角色。

　　从这种看似平常的现象，我琢磨出一点，单位或组织（计划经济时代都带有行政色彩）是“公家”，既是“公家”，就是有公心的，为公的，天然地有利他精神，组织提倡做好事、做公益似乎天经地义。而个人呢，是私人，有私心，所以，它不相信你会有利他精神。可事实上，个人固然会利己，但也不排除有些人会利他，行政组织要做的，不是包办公益、好事，也不要求强迫个人做公益、做好事，只是为个人公益行为提供便利和空间，完全可以相信，会有大量的人出于利他精神去做公益、做好事。

　　现在，有了不少个人公益空间，但当原来的组织“对话体系”淡出之后，却出现了一个对话真空，加之不少人的头脑里还残留不少组织包办思维，个人与个人“对话”难以对接，也难以取得信任，而原来的组织“对话体系”仍起作用，要是那个大二的学生说矿泉水是学校组织免费供应的，保证被一抢而光。这同时说明，占公家的便宜是理所当然的，而私人自愿献上，却疑虑重重。这恰恰是不对的，公家的便宜不能以独占为能事，相反，只要是私人愿意奉献的，比如慈善家的支助，大方接受无妨。

　　现代社会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行政组织会越来越退出许多不该管的领域，社会将有更多的自治空间，个人的公益行为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仅要接纳，而且还要建立一种个人公益的“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