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众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

2012年09月1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打砸抢烧不是爱国是害民》社评。冒烟的街区，翻倒的汽车，脸孔扭曲的人，这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景象，而更像是可怕的蒙昧图景。这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为，真正的爱国者是不会损害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这里头涌动着以爱国为名的无端戾气，包裹着纷繁社会矛盾的曲折表达，夹杂着意图改变现状的民粹情绪。如果任由这种势头继续下去，不仅钓鱼岛问题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就连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无法保障。作者认为，爱国不是让国家更糟糕，而是为了让国家更美好。爱国既需要捍卫共同的国家利益，也需要捍卫共同的价值。民众在表达爱国热情时，理性而守法，才值得称赞，也才能向外界展示一个国家强大的内在力量。

当今社会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教育的问题，主要责任在教育部及领导。请问公民教育、全民教育、公平教育在哪儿实施体现过？只有文件没有实施，只有措施没有监督，只有报表没有实际，只有奖励没有惩罚，只有成绩没有缺点。这样的教育行政能不让老百姓伤心吗？！当我们领悟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时，答案就出现了。“生活即教育”是他的主要观点。在他眼里“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他认为要让民众在生活中接受教育，他还提出“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便是一所学校。只有大众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用现在的话说，现实的教育必须现实生活的变化，教育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发挥简化、净化和平衡的功能，应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地融入现时的社会生活，教育本身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学生生长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见够理想生活的活动。一代宗师的“生活即教育” 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其深刻的涵义是：其一，有生活即有教育，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其二，教育必须作用于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其三，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决定教育，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教育更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他认为“鸟笼毕竟是鸟笼,决不是鸟的世界”，因此他主张扩大教育的范围，把鸟儿放到天空中去，而学校教育要把完整的社会生活向学生开放，与儿童的生活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他甚至还主张学校不设围墙，与社会连成一片，如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的校舍是“上面盖着的是青天，下面踏着的是大地”。他提倡“社会即学校”，惟此人人才能接受教育，他的“大众教育”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陶行知还独创了“小先生制”，让识字的小孩去教不识字的人，“小先生制”对当时的中国贡献的确不小，也是实现“大众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小先生制”还曾被介绍到外国被其所效仿。

我们重温陶先生“生活即教育”感触非常大，印象很深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他有着为大众生活解放而教育的宏愿。他的生活教育是大众教育。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倡导和实施的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当看陶行知“新安旅行团”的故事后，如果说教育部门领导和全国教育工作者不能脸红心跳，那么我们的教育无药可救了！

1933年的一天，上海大厦大学校园内，一群群大学生正向着大礼堂走去。他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今天将要举行的报告会：“听说是一些小孩子来演讲。”“是的，叫‘新安旅行团’，听说是苏北淮安新安小学的学生，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十二岁。”“小孩子来跟我们讲课，能讲什么呢？不是开开玩笑吧！”“去听听吧，听了再下结论嘛！”大学生们向礼堂走去，带着好奇、怀疑。会场里渐渐坐满了人。讲台上出现了一位戴眼镜的先生，中等身材，穿着学生装。有人认出来了：“是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开始讲话：“诸位都是大学生，也许会说，叫他们听小孩子讲课，真是笑话。这七个小孩子从淮安一路演讲到上海。‘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靠演讲旅行，作抗日宣传。这个儿童旅行团的价值，是新时代之无价宝，如果一定要定个价值，或者姑且定为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都为新安小朋友所得。而‘新安’不敢占为私有，愿公诸天下后世。讲得如何，请大家一试。”不同凡响的开场白，激起了会场上的一片掌声。小玉站在讲台前，他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衣服，圆圆的小脸因紧张而涨得通红，两手十个手指下意识地搓来搓去。陶先生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在他耳畔说了几句话，就走下台去了。小玉定了定神，开始讲起来：“我的老家在凤阳，凤阳是个穷地方，十年倒有九年荒。妈妈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六个，只剩下我和姐姐。爹爹被抓去当壮丁，活活折磨死了。妈妈活不下去，流着眼泪把姐姐卖给了人贩子……”孩子的脸颊上滚动着泪珠，他抽泣了一下，悲愤地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这样苦？我们曾经问爷爷奶奶，我们曾经问爸爸妈妈，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命苦啊！可是，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命苦，是我们的国家太落后，外有列强，内有国贼，生产落后，经济衰败，这一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造成的啊！”清脆的童声震动了每个大学生的心，一些人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附和：“说得好！”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另一个孩子小林走上讲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我们国家落后，列强就要欺侮。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苦难的中国人民身上又加上了侵略者的铁蹄，这样的痛苦我们还能忍受吗？有良知的中国人是决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大家一致起来，要反抗万恶的侵略者，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一道新的长城！”全场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带头高呼：“打倒侵略者！”“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陶行知先生走上台，把孩子们抱在一起，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他带着孩子们走下讲台，问身边的一位教授：“小孩子讲得如何？”教授风趣地说：“讲得比我们好，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陶先生哈哈大笑说：“小孩子能教大学生，几乎把教授的饭碗打破，这虽然是千古奇闻，但却是事实啊！”陶行知接连几天安排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去中小学演讲，去光华、沪江、震旦大学演讲，所到之处，无不引轰动。陶行知逢人就说：“在这些小孩子的铁证之下，时代是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瞧不起穷光蛋和小孩子的时代，那已永远成为过去；一个是新时代，穷光蛋和小孩子有不可抵估的力量。”他特意写诗称赞：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淮安新安小学在1935年又第二次组织了“新安旅行团”，在抗日的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爱国，走遍了全国十几个省市，行程五万里，足迹遍及城市、农村、草原、边疆，被人们称为“民族的小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