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车令”背后的四大误区

近日来，北京“限车令”搞得锣鼓喧天。一时间，国内很多深感交通拥堵之苦的城市管理者也心向往之，以为上海乃至北京的经验是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国情的典范，值得群起效仿。其实不然，北京特色的“限车令”背后，至少存在四大误区，且潜藏着政策与民意“逗闷子”所引致的诸多乱象，并不适宜推而广之。

其一，“限车令”作为交通调控措施，仅仅是需求管理，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拥堵。在道路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轿车存量基数不变，用车频率不变，用车成本、公交配套基本不变，仅仅是本地车辆的增量出现一定比例缩减，并无助于解决道路拥堵。

其二，“限车令”作为需求管理措施，不该留下“时间差”，人为形成“钻空子”的疯狂局面。地方政令既然决意阻止本地车辆过度增长，那就应该令出即行。但现实中，几天的政策空档期不仅让很多车商一夜吃饱，也让很多排队抢车的群众着急上火，顿生“抢车如抢房”的感悟。不仅如此，那些真心相信过地方政府解决拥堵问题的诚意，按照政策指示专心拥护公共交通的人，如今反倒成了被“摇号”机制关在门外的傻瓜；完全不理会主流媒体苦口婆心的劝告，执意我行我素的人，如今全都在庆幸自己脑筋灵活。

其三，“限车令”作为地方政令，不仅涉嫌直接干涉民众购买普通消费品的选择权，还和有关部门鼓励汽车消费的产业政策冲突，加之出台时机过于滞后，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从2009年到2010年，有关部委出台的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政策，从对折到七五折，大力鼓动居民汽车需求扩张。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各地汽车保有量一直快速增加，各地政府却对此不闻不问，全无防备，等到拥堵严重，才陆续“限车令”加以管控。逻辑上，拉动内需时，一力宣传政策优惠，让群众出钱买车；在拉动内需后，则大谈节能环保，仿佛开车上路的想法都是“原罪”。如此翻云覆雨的做法，实在不够厚道。

其四，“限车令”涉及的诸多细节也完全经不起推敲。仅以每年新车号牌增量的测算来看，北京年增24万辆车的数字就缺乏足够有力的论据支持。按照媒体报道，“2007年北京机动车年增长25万辆，2008年增长37万辆左右，2009年增长51.5万辆，2007年之前，北京机动车平均年增长是18万辆。这也是确定2011年每个月增长两万，全年增长24万辆机动车的原因之一。”笔者很勤奋地读了多遍，但仍然自惭浅陋，看不明白机关何在。同时，“限车令”作为限制购买措施，与此前提高用车成本的政策思路存在极大的分歧，今后如何保持政策思路一贯性，也将是对地方政府决策智慧的考验。

从此出发，笔者认为，以北京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限车令”，并不是什么有效、有力的措施，反倒因充满机会主义色彩，又给了民间机会主义对策更坚定的存在理由。

记得曾有一个网络流传的关于世俗成功者的段子：说早些年政府不让生二胎，哥们偷着生了俩仨，人口普查交罚款了事；早些年政府禁止投机倒把，哥们赶着倒腾物资，浑水摸鱼弄了第一桶金；这些年政府反复强调不让炒房，哥们又执意炒楼……若干年下来，这从来不听指挥的哥们不仅很成功，而且很平安。一言以蔽之，就是“等绿灯”是傻瓜和孱头才干的事情，一旦察觉到政策想要禁止什么，最好的对策就是抓紧“闯红灯”。

因此，“限车令”这类政策不仅并不值得普遍效法，而且各地或许还需尽早以此为鉴，警惕政策公信力逐步沦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