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曹禺：被痛苦困扰 不愿“用嘴活着”

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人们在以不同方式赞许他的成就的同时，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作家，在39岁之后到他去世的47年间，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和观众满意的作品。对此曹禺的女儿万方直言不讳：“我父亲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灵性慢慢干涸，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那时候也有三十多岁了，但对父亲的念叨完全没有感觉。”万方说，如今距离1996年父亲去世又过了10余年，她才越发理解父亲所说的“梦”的感觉。“就像我家附近有条美食街，夜晚霓虹闪烁，我每次经过这条街，都觉得万物众生仿佛都在一只大碗里，这碗就是人生舞台——真实又虚幻。”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抓走，蒙着眼睛拉到通县那边，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过问此事，才被放回来。

之后，曹禺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作为弟子的梁秉堃，当时被军宣队指派为曹禺的班长。军宣队要求曹禺写认罪检查书，如果写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认罪书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过。

梁秉堃记得，那时曹禺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有次他突然喊：“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如今回忆往事，万方感慨说：“文革把我父亲彻底打碎了。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时代的轮子滚滚向前，把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碾碎。”万方觉得，像沈从文、钱钟书等老先生，都一样被时代碾碎了。

万方回忆道，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有一个法国电影《长相思》，故事讲的是，丈夫和妻子曾经感情很好，丈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许多年后失忆了，最后终于释放回家。妻子使用各种办法想唤起丈夫的记忆，比如放音乐、跳舞，丈夫似乎也有一些好转，幽暗的生活似又照进一点光亮。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外跑，妻子喊了一声“站住！”丈夫猛地停下，慢慢把双手举了起来。那个瞬间，丈夫仿佛又回到了集中营。

电影里丈夫的表现跟曹禺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一朝心灵蒙难，终生难以治愈。

晚年时，曹禺几乎完全不推辞外界活动——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精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

“他写不出东西，可又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用。经过文革，他不敢对外面真诚，经常说违心的话，比如出去看戏之后，不好的戏也说好。”万方说。

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睡在父亲隔壁，曹禺突然大叫，“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呢！”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曹禺特意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信中这样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当年，曹禺让英若诚把这封信一句一字翻译给了米勒听。“他当时特别珍惜这封信，有一阵子每天都拿出来看，看了许多许多遍。”万方记得，另外一封对父亲的“批评信”来自巴金。巴金给曹禺的信中写道：“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

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在中国，曹禺几乎就是话剧的代名词。他最著名的话剧作品《雷雨》写成于23岁，其他几个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写成于中青年时期。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于1910年9月24日。万家宝这个名字来自祖母，象征这个孙子是万家之宝、大吉大利。不幸的是，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之后生病身亡。母亲的亡故给曹禺的一生埋下了孤独的伏笔，直到他进入耄耋之年还常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万方说，曹禺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在宣化做镇守使。城墙上都是荒草，听到号声，他觉得特别凄凉，就会流眼泪。他对人生的悲哀、悲凉非常有感受。他是一个天生非常真诚、痛苦、脆弱的人。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满了矛盾。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晚年的曹禺一再尝试重新写作。在巴金激励下，他试图将抗战时期未完成的《桥》写完。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半夜两三点起来写四个钟头，废弃大量草稿。但这个剧最终也没能完成。

曹禺曾对万方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万方说，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万方问他为什么，“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曾有一段日子，曹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万方手里有一张他那时写的纸，上面写着：“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

1996年，曹禺在经过近十年的住院、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去世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