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些传统农作物，牵引着中国人特殊的记忆感情，那贵为“世界第五大谷类作物”的高粱，正是其中之一。

比如在抗战时代，那首咏叹“九一八事变”的歌曲《松花江上》里，那一句“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曾叫多少国人痛彻心扉。艰苦的华北敌后抗日战场上，那被称为“青纱帐”的大片高粱地，也洒下过多少英烈的热血。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着“高粱素材”的小说与影视剧，还曾掀起一次次热潮，相关的主题歌也唱红大江南北，成了多少“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而如果追溯到古代史的话，虽然“高粱是不是起源于中国”的话题，至今还有争议。中国古代典籍里出现“高粱”这个词，也不过八百年历史。但实锤的事实是：从甘肃东灰山新时期时代遗址，到辽宁大嘴子商周村落遗址，再到河北石家庄战国时代遗址，以及长安汉代建筑遗址，都发现了炭化高粱遗物。以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论文《浅析中国高粱的起源》里的观点：中国人栽培高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但虽说中国人种高粱的年头很早，但毕竟高粱是一种产量有限的粗粮，所以长期以来，比起小麦、粟、水稻等粮食作物来，高粱的种植面积一直很小，区域也很分散，放在中国农作物里，属于绝对的非主流。但从明清年间起，常年“低调”的高粱，却成了中国农作物里的“黑马”，迅速在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广为种植。

比如在明朝正德年间的直隶地区，之前“不甚经见”的高粱，就已成了当地知名物产。发展到晚清年间，直隶各类农作物的产量里，高粱产量一度占到了四分之一，仅次于主粮小麦，且“种者盖十之六七”。同时期的山东，高粱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还不停抢占其他农作物的“自留地”，很多地区的高粱种植面积，竟接近当地耕地的一半。河南多地州县也是大种高粱，考城县的高粱每年收获时“堆集街满”，还出现了“红高粱”“白高粱”“黑高粱”等各类品种……

可以说，那些影视剧常见的，中国北方农村大片的高粱地，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银幕上震撼了万千观众们的“红高粱”，基本都是从明清年间起形成的。

而放在近代的东北大地，高粱的种植更是“大火”。虽然以考古发现说，东北地区种植高粱的历史，至少能从商周年间开始算，汉晋等朝代的典籍里，也有东北人种“辽东赤梁”的记载。但晚清年间起轰轰烈烈的“闯关东”，才叫东北形成了新一轮“高粱热”。在1908年的东北奉天省，高粱的产量占到当地农产量的三分之一，吉林省的高粱产量，也占到当地农业产量的五分之一。异军突起的高粱，不但成了与谷子、大豆、小麦齐名的“东北四大农作物”，还作为东北物产的“代表”，写进了抗战时代咏叹“九一八”的悲歌里。

为何短短四五百年，高粱的地位就在中国北方如此飙升？首先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明清年间时，中国传统的“轮作制度”已经成熟。同一块土地上，不同农作物分不同季节轮换种植，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肥力。耐湿耐旱耐盐碱的高粱，当然也就更受宠，成了“轮作”里的重要一环。比如在晚清至民国年间的东北南部，就形成了高粱——谷子——大豆的“轮作”次序，产量自然大为增长。

当然也因为高粱的“用场”多，作为一种粗粮，高粱看似味道不好，吃起来有涩味，还在清代小说里《醒世姻缘传》有“怎么把与人吃”的口碑。但它可不只能当主粮，明清年间时，就可以用来制糖制糕，好些“高粱食材”的糖果糕点，今天还是华北许多地区的特产。关键还有另一个“刚需”用场：造酒！

比起明代以前的“发酵酒”来，明清年间中国蒸馏酒技术日益成熟，昔日“非主流”的高粱，就成了酿白酒的热门原料。清代好些典籍都大夸高粱“可作酒”“酿酒尤美”“磨粉吊酒胜于米麦”。清代雍正年间时，各地就“若烧酒则用高粱”，倘若没有高粱酿酒？“则无以供宾客、祭祀、养老之用。”清代民间饮酒，也是“酒多高粱”。直隶山东山西等地都形成自家“高粱酒品牌”，需求如此火热，高粱当然不能少，也就种得越来越多了。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明清年间，中国北方农村一大严峻生存问题：人多地少。

明清年间的中国北方，人口经历了近乎爆炸式的增长，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原地踏步，特别是从清代雍正年间起到清末，人口滚雪球般翻了几番，但耕地面积却一直维持在2.4亿亩左右。雍正年间时华北的人均耕地占有量还是八亩，到了清末就锐减到了三亩。这么多人耕这么点地，正常年景也就勉强维持个肚圆，一旦遇灾就是大面积饥荒。这种形势下，“种高粱”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高粱的好处，一是如前文所说，耐旱耐湿耐盐碱，就算家里地少土质差，种上高粱就能长。明代《农政全书》就认为“北方不宜种麦禾者乃种此”，而且不但产量不低，抗灾荒能力还特强，哪怕遇上空前水旱灾害，再惨都能长出点救命粮来。所以虽说味道差点，却堪称旱涝保收。对于穷人家来说，高粱就是抗灾荒的活命粮。

也正是这几项原因，高粱在从明清到近代的数百年里，一直在华北东北大面积普及。新中国早期时，高粱的种植产业更达到了高峰，从育种栽培到亩产都是大踏步前进。1963年时，中国的高粱种植面积达到空前的671.6万公顷，占当时中国谷物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四，1974年，中国高粱的产量更达到了空前的1135万吨。在新中国早期艰苦创业的岁月里，高产稳产的高粱，曾是多少家庭的生活保障。

但从此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起，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工农业产值也高速增长，却偏偏高粱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却从此常年下滑。1988年时，中国的高粱种植面积“跌破100万公顷”，2008年创下了49万公顷的“新低”，2009年的中国高粱产量也缩水到167.6万吨。昔日“大种高粱”的东北华北地区，高粱种植面积也大幅缩减。高粱种植面积曾占中国五分之一的辽宁省，2018年高粱产量比1978年下跌百分之十八。“高粱地消失”“没人种高粱”的一幕，是最近三十年北方各省农村的常见景象。

为什么没人种？自然各种因素很多，关键的一条，还是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粱本身就不再是主粮，而中国老百姓的饮食里，肉蛋菜的比重也是年年增长，高粱早已不是当年的“救命粮”，地位早已边缘化。种植面积与产量，自然也一度年年锐减。

但2011年起，高粱的“角色”，却又有了新变化。别看不再是主粮，可高粱在酿酒、点心等领域，依然有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老百姓消费生活的多元化，高粱的需求量也从2011年起悄然激增，偏偏国内高粱产量又不足。于是中国的高粱进口量，之后几年一度飙升，2014年，中国高粱的进口量首次超过1000万吨，占到当时全世界高粱交易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曾经的“高粱种植大国”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高粱进口国。

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中国的高粱产量，也在稳步回升。2018年中国高粱种植面积回升到71万公顷，产量增长到340万吨，逐渐弥补进口缺口。中国高粱种植区域也在变化：别看不再是主粮，但适应各种耕种条件的高粱，依然还有它的农业意义，所以从2013年起，在四川等西南省份，高粱再次得到了大量推广普及。到了2018年，昔日公认“种高粱大户”的华北地区，高粱产量已被西南地区反超，在西南西北许多地区，高粱产业成了特色产业，甚至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古代到现代，作为“热词”的高粱，显然就是一面镜子，不只见证多少大事件，更折射出了不同历史时代，中国人真实的经济消费生活。它的背后，更是一个永远的真理：粮食安全，国家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