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不乐拘泥周礼

周公活着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拘泥于周礼，哪怕是他的儿子，那么，相隔五百余年之后，孔子再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在九泉之下倘若亡灵有知，能乐得起来吗？

孔子“克己复礼”之“礼”乃是周礼。《三字经》中有“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之说，可见周公姬旦与周礼之关系。《周礼》的成书年代有各种说法，但说周公作周礼即制定周朝的典章制度，大概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至少，他是周礼之集大成者。

孔子与周公相距五百余年，他一辈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可谓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假如周公亡灵有知，是否会因此而感到无限欣慰，并对他赞赏有加？我看未必。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的一件事：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伯禽是周公的儿子，他去自己的封地鲁国执政，三年之后才向周公述职汇报工作，因为他要“变其俗，革其礼”，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周公制定之周礼。大公就是吕尚，世称姜太公，他去自己的封地齐国执政，五个月后就向周公述职汇报工作了，因为他的做法与伯禽正好相反，顺从当地的习俗，没有去搞那一套繁琐的君臣礼节。两相对照，周公得出一个结论，即“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其原因也说得非常明白。他的儿子不从实际出发，一味拘泥于“周礼”，照搬照套中央的君臣礼节，他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的。

周公的预见真的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至少从周公说这话起，直到孔子锲而不舍地“克己复礼”这五百年间，齐国曾经强大过，且为春秋五霸之首，鲁国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迹象。有此“先见之明”，只是因为周公懂得：“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活着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拘泥于周礼，哪怕是他的儿子，那么，相隔五百余年之后，孔子再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在九泉之下倘若亡灵有知，能乐得起来吗？

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在齐国当家臣。齐景公曾两次问政于他，孔子回答的，除了“政在节俭”，就是君臣之礼。齐景公原想重用他的，却被晏子的一番话劝阻了。晏子这番话中，有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关于孔子极力推崇之周礼。晏子说：“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参见《史记•管婴列传》〉晏子相齐的思路，大致与当年的吕尚一脉相承，即“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他说孔子的这番话，与当年周公说伯禽，很有相似之处，他也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的，不同的只在于周公所叹的伯禽之误，在于没有因地制宜，晏子批评的孔子之失，却在不能与时俱进。

周公对拘泥于周礼的伯禽之叹息和晏子对孔子力复周礼之评说，都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之中，这或许也是这位“史太公”对于被他列入“世家”称为“至圣”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之委婉批评。为政之道，一切都得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无论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是千秋万代永不变，都只能是一厢情愿。后世之人，理当慎言慎行。